葛兆光：对于现实保持批评立场，是每一个人文学者都应秉持的(4)

　　葛兆光：我确实曾经说过，海外中国学本质上是外国学，但这句话后来被很多人误会。其实，称其为海外中国学并不是贬义，恰恰是我对海外中国学的褒扬。为什么？因为如果他们研究的“中国”和我们研究的“中国”一样，他们的意识和动机和我们的意识和动机一样，他们的论述方式和我们的论述方式一样，那么，我们能从海外中国学里学到什么？正是因为不一样，所以他们才重要。他们研究中国背后的问题意识、比较背景和方法路径，对我们有启发呀。也许，这和他们要通过中国这个“他者”反观自己，要通过一个不同传统来重新绘制世界历史拼图，通过异文化的梳理缓解对自己文化传统的焦虑有关。不过应该说，许倬云先生他们这些学者不同，他们不完全是纯粹的海外中国学，这与他们身处的“位置”有关，也和他们理解中国的“背景”有关。

　　什么是“位置”？这是我最近琢磨的一个说法，就是海内外有关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如果把研究者粗粗地分成三大块，即中国学者、海外华裔学者和欧美日本学者(这当然是非常粗略甚至武断的分类)，那么，应当看这些研究者的四个指标，即“所处的位置”“比较的背景”“研究的方法”和“关怀的问题”。这三大块学者的研究领域大体上有共同性，都是历史上的“中国”，研究途径也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但由于在位置、背景、方法和问题这四个指标上有差异，所以，在中国学者、海外华裔学者和欧美日本学者三类学术群体之间，也会有一些微妙的不同。当然，我要再次郑重声明，这只是极为简单化的分析和分类，事实上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从“所处的位置”上看，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学者，和海外学者，无论是海外华裔学者，还是欧美日本学者，都有点儿不一样，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山中人”和“山外人”。在中国研究中国，在日本研究中国，在欧美研究中国和在东南亚研究中国，位置不同肯定会带来观察角度的差异。从“比较的背景”上看，你知道歌德的老话，“只知其一，就一无所知”。对中国的理解必须有背景，我们有关历史中国的心情、感受和经验，对现实中国理解的背景，可能和海外华裔学者不一样。海外华裔学者用来观察中国的背景，也就是比较背景。有人背靠东南亚，有人背靠欧洲，有人背后比较的甚至是全球，可能也不一样。甚至海外华裔学者又和纯粹欧美日本的学者可能也不一样，他们毕竟有与历史和现实中国的某种连带感。但欧洲学者可能有欧洲历史知识作为比较背景，日本学者可能有日本历史知识作为比较背景，因此，大家对某些历史评判上可能有点儿微妙的不一样。从“研究的方法”上看，虽然似乎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国际人文学科的共同方法应当不分彼此。然而，从“关怀的问题”上看，可能又很不一样了。

　　我们为什么关心这些问题而不关心那些问题，背后自有中国学者身处其中的考虑；而海外华裔学者虽然可能和我们不同，但因为有着与中国难以割舍的那种关怀和情感，这一点和欧美日本的学者可能又不一样。但是，你仔细分，海外华裔学者各自位置不同、背景不同，关怀的问题也会呈现出某些差异。所以，如果你用位置、关怀、方法和问题这四个指标来看许倬云先生，他和我们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同样用这四个指标，来看许先生他们这些海外华裔学者的中国研究和欧美日本的中国研究，也可以发现他们也不一样。

　　即使是同为华裔学者，身处新加坡的王赓武和身处美国的许倬云两位同龄九十的前辈，由于位置不同，背景不同，问题不同，一个在东南亚通过离散和边缘的视角来关注中国，一个在美国通过东西对比来讨论中国，研究取向和价值判断，恐怕也有微妙差异。当然毫无疑问，他们都是最杰出的学者。我也感觉到，正如你问到的，许先生“常感受到他对近代中国命运的悲戚和对历史上天下帝国荣光的追溯，这种感情是否影响了他的观点”？同样也可以追问的是，王赓武先生常常感受到东南亚海外华人的处境和他们对中国的期待，是否也影响到他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