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龙猎人”邢立达：收获琥珀、论文和争议(2)

　　方涵是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教授，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古生物学领域做错事很正常，但最重要的一条：知错就改。不能知错不改，甚至将错就错。一个标本放在那儿，怎么认识是一个问题，但如果已经知道不是恐龙了，却还没有采取撤稿等行动，这是不对的。

　　高产的古生物学家

　　2016年12月初，因发现了琥珀里一段毛茸茸的恐龙尾骨，邢立达的恐龙研究引发了一阵轰动效应。以其发表的论文主题来统计，邢立达的主要研究领域首先是恐龙足迹，其次才是琥珀。

　　阿根廷拉潘帕国立大学副教授Ricardo Melchor是恐龙足迹专家，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这方面邢立达无疑是高产的科学家，这主要是由于其与美国和欧洲的同行进行合作，且发现了中国此前许多未被注意到的脚印。但就他读到的文献来说，邢立达的文章没有哪篇很给人启发。他指出，迄今，邢立达已经发表了193篇论文，但是“高引用次数”只有23，并不高。

　　方涵认为，邢立达对于恐龙足迹的研究很努力，在这个国内少有学者研究的领域，邢立达的贡献算是很显著的，大大推动了这方面的进展，但问题是，低水平的重复研究太多。“如果只是找了足迹，进行简单的形态描述，这是入门级别的，好的脚印研究，要能够反映当时的生物多样性、生物的演化等系统而鲜活的知识。”

　　邢立达的高产在古生物圈是众所周知的。方涵举例，即便像他这样的教授，积累了这么多年，一年能发五六篇文章，就觉得自己已经很了不起，当然如果加上那些自己参与的文章，可能有十来篇左右。但邢立达在数量上要高得多，以2019年为例，邢立达发表论文数量有22篇，其中16篇邢都是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对此，邢立达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应，恐龙足迹涉及的知识面、技术和分析手段，比起恐龙骨骼学而言，要相对简单。当非常熟悉这个领域之后，科研工作相对程序化，完成描述性的论文周期较短，因此他在这方面的论文数量较多。

　　方涵说，邢立达拿着材料找国外的学者合作，相当于“买办”的角色，但他很多文章的署名都是第一作者，实际上，他在团队里面有多少贡献，大家是怀疑的。

　　多位与邢立达有过长期合作的研究者都提到他在研究中的协调角色。邢立达曾经的硕士同学斯科特·皮尔森与邢在2016年末发表了一篇论文。他回忆说，在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菲利普·柯里门下研究生毕业后，邢立达回国读博，他则跟随导师继续深造。几年前，邢立达联系了他并给他看了一件奇妙的琥珀标本照片，邀请他加入研究，负责的部分是解释标本里尾巴的骨骼解剖结构，并试图确定它来自哪种恐龙，以及一些常规性的解释。作为第一作者的邢立达，则指挥整个运作。皮尔森认为邢署名第一作者是合适的，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合作，涉及很多沟通工作。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皇家博物馆无脊椎古生物学馆长瑞安·麦凯勒过去5年里与邢立达合作了17篇论文，在这些文章里邢立达都是第一作者。瑞安·麦凯勒在回复《中国新闻周刊》的邮件中说，邢立达通常是提供化石标本，并且对研究进行设计。他强调，“没有邢的领导和努力，研究就不会出来。”

　　有学者指出，一般而言，在古生物学中，第一作者应该是完成大部分工作并在提出最重要的结果和论文解释方面发挥最大作用的作者。在邢立达个人主页的5篇代表论文中，这些文章在叙述作者贡献时，作为第一作者的邢立达的工作基本围绕标本提供、项目设计者、领导，有的包括手稿写作。

　　在最受关注的那篇撤稿论文中，邢立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篇文章的通讯作者邹晶梅与美国洛杉矶自然史博物馆恐龙研究院院长路易斯·恰普是拥有非常丰富古鸟类研究经验的学者；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黎刚则在扫描和重建标本上有多年经验；瑞安·麦凯勒在琥珀的埋藏学与软组织保存上经验丰富。

　　“化石发现是古生物学研究的基础。作为标本的发现者，我可以说对这一项目作了关键贡献。”邢立达说，他其他的具体工作包括组织团队、设计研究、参与标本扫描和重建，并撰写了部分内容。邹晶梅则向媒体指出，邢立达撰写了琥珀来源、琥珀的重量和大小这些信息。

　　这样的分工加深了部分同行对邢立达存在不当署名的怀疑。“作为第一作者，你必须对整体东西有了解，对文章负责，只是提供化石标本与别人合作，普遍来说这是不能被接受的，因为科学家是靠自己的学术水平被别人认可，而不是资源或别的能力。”方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