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乐经》是指曲谱而非文字典籍(3)

　　《乐经》是指乐曲，对此古今有不少学者都有明确的论述。《论语·阳货》载孔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孔子此语意在强调礼乐形式之后的意义，但它也说明乐是指钟鼓演奏的乐曲。《荀子·劝学》说“《乐》之中和”，荀子所说的“中和”显然不是指文字，而是指乐曲声音。《文心雕龙·乐府》虽然倡导《乐经》亡于秦火，但它说《乐经》所载是“中和之响”，一个“响”字点明《乐经》记载的是音乐曲调。颜师古在注释《汉书·艺文志》“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时说：“言其道精微，节在音律，不可具于书。”元人吴澄在《礼记纂言》卷三六指出，《乐经》“疑多是声音、乐舞之节，少有辞句可读诵记识”。朱彝尊《经义考》卷一六七引徐师曾之语，其观点与吴澄相同。周琦在《东溪日谈录》卷十中认为：“《乐经》是记声音乐舞之节，非文辞可读之书。”林岊、刘濂、邵懿辰及四库馆臣以《诗经》《仪礼》之乐为《乐经》，其实也是持《乐经》记载曲谱的观点。近人蒋伯潜在《十三经概论》中指出：“乐则曲谱，度如今世之歌曲集附有五线曲谱者然。”杨伯峻在《经书浅谈·十三经的完成经过》中指出：“《乐经》可能只是曲调曲谱，或者依附‘礼’，由古人‘礼乐’连言推想而知之；或者依附‘诗’，因为古人唱诗，一定有音乐配合。”这些古今学者都一致认为，《乐经》应该记载曲谱。

　　读者可能会问：既然先秦文化学术界对音乐如此重视，而上古三代又留下如此丰富美妙的乐曲，那么为什么没有人将上古三代的乐曲编为一书呢？其中的根本原因是，从先秦两汉到魏晋南北朝，中国一直都没有发明记载音乐曲谱的技术。现存比较完整的最早的中国古代琴曲谱，是杨守敬从日本抄回来的琴曲《碣石调·幽兰》。这支琴曲的作者是南北朝梁代的隐士丘明，记谱者可能是初唐人，他用文字记述古琴弹奏指法、弦序和音位，属于弹奏手法谱。由于先秦时期没有记谱技术，也就形成“眼前有曲载不得”的尴尬局面。更令人无奈的是，待到记谱技术发明之后，上古三代乐曲已经全部亡佚了。上古三代乐曲的演奏与传播，必须有它赖以生存的政治文化土壤和气候，这就是完备的国家礼乐制度与全社会重视上古雅乐的风气。春秋战国以降，伴随着王道陵迟、礼崩乐坏，王室和各诸侯国乐官竞相奔逃，王侯贵族的审美情趣也从喜爱上古三代雅乐而转变为喜欢以郑、卫之音为主的新声。战国初期，魏文侯最称好古，也发出“吾端冕而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礼记·乐记》）的感叹。战国中期孟子游说齐国，齐宣王对孟子说：“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孟子·梁惠王下》）这说明上古三代乐曲在战国上流社会已经过气。在这种形势下，上古三代乐曲的散逸凋零在所难免。西汉初年，偌大的中国只有一个制氏乐官依靠家族世代传授，勉强能够弹奏若干上古三代乐曲，但仅“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汉书·艺文志》）。据《三国志·魏书·杜夔传》记载，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平定荆州，俘获东汉王朝雅乐郎杜夔，曹操令其演奏雅乐，杜夔凭借记忆仅能传授《驺虞》《伐檀》《鹿鸣》《文王》四首雅乐曲谱。至此，上古三代乐曲可谓亡佚殆尽。在唐代发明记载乐谱技术之前，上古三代乐曲就已经全部失传。事情就是这样吊诡：先秦有丰富的上古三代乐曲资源，可是那时偏偏没有记谱技术；待到记谱技术发明之后，上古三代乐曲却又全部亡佚。六经缺《乐》的永久遗憾由此形成。

　　王莽所立《乐经》非古文经

　　在讲清楚《乐经》不是文字典籍而是曲谱，由于缺少记谱技术而导致上古三代乐曲全部失传的历史事实之后，再回头来看《汉书·王莽传》载王莽奏立的《乐经》究竟是一部怎样的文献。它是一部记载上古三代曲谱的书，还是一部文字典籍？由于王莽所立《乐经》已经亡佚，我们无从得窥它的原貌。西汉末年尚无记谱技术，据此可知这部《乐经》不可能是一部记载曲谱的书。有人认为，王莽所立《乐经》为汉人阳成衡所作。虽然这种可能性较大，但由于没有文献依据，因此不好遽然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