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乐》后65年，北宋发生了什么？(2)

　　太宗是五代以来第一个非武将出身的皇帝，他“欲兴文教，抑武事”，重用文臣，抑制武将，北伐燕云失败后更是如此。太宗直接控制前线将领，甚至要求他们按照自己预授的阵图行军布阵，还用宦官监军。他大肆募兵扩军，但武将地位下降，军队士气低落，几成乌合之众。边将普遍受到猜忌，太祖手下能征善战的御边14将全部被撤换清洗，太祖给边将的各种临机处置权也被一一收回。太祖苦心构筑的北部国防线，被太宗戳得千疮百孔。

　　在强干弱枝方面，太宗更是不遗余力，扩大转运使职权，全面废除节度使兼掌治所附近若干州即“支郡”的权力，将州统一收归中央直辖，正式确立路、州、县三级体制。这些措施彻底消除了地方割据的可能，但也矫枉过正，抑制了地方发展的主动性和经济活力，使得地方根本没有足够的实力环卫中央。一旦外敌入侵，地方无法组织起足够有效的抵抗力量，如若外敌长驱直入直捣京师，地方必定因为失去主心骨而成一盘散沙，被各个击破。北宋后来的灭亡进程，正是按照这个逻辑进行。

　　太宗建立的守内虚外、重文轻武、强干弱枝等制度规范，被后继者们奉为不可更改的祖宗家法。太宗时期，政治相对清明，这些制度规范的弊端还未充分暴露。其子真宗即仁宗父皇即位后，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对祖宗家法一概恪守，朝廷死气沉沉。文臣地位继续提高，武将地位更加下降。强干弱枝政策进一步发展，不少州郡兵器缺乏，甚至只有十来名老弱残兵，真宗还强调“方今州兵亦不可太盛，须防之于渐”。

　　在对外上，真宗患有“深度恐辽症”，从太宗时期的消极防御转向主动求和。结果求和不成，反倒引来辽军大举南下，被迫签订“澶渊之盟”，每年赠送辽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不久，真宗又在西北与党项议和。边境恢复安定，虽有利于北宋展开对辽国、党项的经济竞争，但其在国防上的弱势地位并没有改变。

　　更严重的问题是“冗官”“冗兵”“冗费”引发的财政危机。因官僚机构叠床架屋导致的官职增多，加上授予官员子弟亲属官位的恩荫制度等大行其道，北宋官员从太祖时期的三五千人，猛增到真宗年间的一万多人，一年俸禄开支就达9785万贯(宋朝1贯为770文——编者注)。军队总数从太祖时期的37万增加到91万，禁军就有43万，军费开支巨大，“六分之财，兵占其五”。真宗还大搞神道设教，通过东封泰山、西祀汾阴，粉饰太平，各种盛大仪式几乎把太祖、太宗留下的家底耗光，“内之蓄藏，稍已空尽”。这样，到仁宗即位之时，北宋已经陷入到深刻的危机之中。

　　仁宗之政

　　仁宗登基时年仅13岁，刘太后临朝听政。她颇有政治才干，但晚年重用外戚宦官，政治上倾向于保守，一切以祖宗成宪为依归，一些大臣的改革主张受到压制。仁宗长大后，围绕着太后垂帘还是仁宗亲政，朝廷官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强烈要求刘太后卷帘还政的范仲淹等变法大臣被调离开封。

　　明道二年(1033)三月，65岁的刘太后病逝，25岁的仁宗亲政，将范仲淹调回朝廷任职台谏，并欣然接受其提出的八条变法建议。当时政治上颇为保守的宰相吕夷简也建议革除八项积弊，朝廷君臣均颇有振衰起弊之意。

　　然而不久，仁宗得知其生母并非刘太后而是李妃，即《清平乐》中李顺容后，大为恼火；加上前期的权力之争，遂要废黜刘太后为其选立的皇后郭氏。吕夷简因与郭后有私怨，积极赞同废黜郭后。而范仲淹等人反对废后，甚至聚众要硬闯宫门，当面建言。仁宗大怒，将范仲淹外放浙江睦州。

　　景佑二年(1035)十月，仁宗将范仲淹调回，权知开封府。范仲淹推行新政，把开封治理得井井有条。第二年五月，因吕夷简大肆任用亲信，范仲淹向仁宗呈上《百官图》，把吕夷简任用亲信情况标注图中，揭发其徇私舞弊；吕夷简则攻击范仲淹迂阔，有名无实。范仲淹劝谏仁宗防止宰相专权；吕夷简则给范仲淹扣上越职言事、结党营私、离间君臣几项罪名。由于仁宗对吕夷简言无不听，范仲淹又被赶到江西饶州。仁宗初年的变法还未启动，就因党争胎死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