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乐》后65年，北宋发生了什么？(4)

　　志气消磨的仁宗在与西夏议和、停止“庆历新政”后，并没有迎来想象中的承平气象。仅仅两年，庆历七年(1047)十一月，河北爆发王则起义，打出了“破赵”推翻朝廷的旗号。参知政事文彦博亲自到前线督战，才勉强把起义平定。仁宗再次祭出变法的大旗，于庆历八年(1048)三月下诏承认朝政不善，时局艰难，要求大臣提出重启变法的建议。鉴于仁宗之前对变法大臣范仲淹等人先用后废的态度，大臣们心有余悸，应者寥寥。

　　皇佑元年(1049)四月，广西爆发侬智高起义，波及两广，起义军攻占南宁，围攻广州，极大刺激了当朝群臣。朝廷上下要求变法的呼声再度高涨，文彦博、王安石、司马光、包拯等“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他们尽管思路各不相同，主张不尽一致，但均要求变法，都向仁宗提出过相关变法建议。

　　已经升任宰相的文彦博建议裁减军队，减轻财政压力。皇佑元年(1049)冬天，仁宗采纳文彦博之策，在陕西裁退老弱兵士3.5万人，节省财政开支245万贯，此后河北、河东等路也相继裁撤4.5万军队。

　　嘉佑三年(1058)，入朝担任财经职务的度支判官王安石向仁宗上万言书，大声疾呼“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当下之患则是“不知法度”和“治财无道”，主张“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凭此万言书，王安石名动京师。但因侬智高起义已于至和二年(1055)被狄青平定，仁宗恢复故态，没有采纳王安石的总体变法方案。

　　嘉佑六年(1061)七月，任职台谏的司马光向仁宗上了三道变法劄子，希望仁宗善恶分明，不要一味和稀泥追求所谓“仁君”之名，要“善无微而不录，恶无细而不诛”，对官员“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指出“当今国家之患，在于士卒不精”，要求改革军队，精兵备战。仁宗将司马光的建议交相关部门处理，但没有督办，以致没有下文。包拯也提出过严格科举、淘汰冗官、裁减冗兵、停止募兵等变法建议，也没有得到仁宗回应，最终不了了之。

　　就这样，到了仁宗后期，由于“庆历新政”的失败，加上之后大臣变法建议大多没有被仁宗采纳实行，使得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但没有得到及时解决，反而愈演愈烈。官员达到两万多人，军队数量继续增加，后宫嫔妃又以千计，财政危机进一步加深，以致苏辙在嘉佑六年(1061)八月将当时形势描绘为“海内穷困，生民怨苦”。一年半后，嘉佑八年(1063)三月，54岁的仁宗因病驾崩，变法的接力棒只能击鼓传花地交到后人手中。

　　靖康之耻

　　因仁宗诸子都先后夭折，养子英宗继承皇位。垂帘听政的仁宗皇后曹太后面对危如累卵、险象环生的形势，只图维持局面，不肯革除积弊，强调祖宗之法不宜更改。英宗亲政后，“有性气，要改作”，力图变旧图新，着手去冗官、裁冗兵，再次改革磨勘和恩荫制度。但还没来得及实施，司马光等台谏官和欧阳修、韩琦等执政大臣，就因是否追尊英宗生父为皇帝，而陷入意气之争。两派官员激烈斗争，相互倾轧，根本无暇变法之事。英宗的变法理想化为泡影，各种积弊愈发严重。治平二年(1065)，朝廷财政赤字超过1570万贯。

　　治平四年(1067)正月，在位仅五年、亲政只四年的英宗36岁英年早逝，20岁的长子神宗即位。血气方刚的神宗“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励精图治，将大有为”，但当年领导过“庆历新政”的宰相富弼虽老成稳重，却锐气大减，神宗只能依靠王安石主持变法。

　　熙宁二年(1069)二月，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启动变法，次年十二月又拜其为宰相。由于王安石早已负大名于天下，当时天下人包括司马光在内，都认为王安石不起则已，起则可立致太平。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的精神大刀阔斧破旧立新，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等变法机构，破格提拔吕惠卿、曾布、章惇等“新进少年”，强力推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雇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马法、保甲法、太学三舍法等理财、强兵、育才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