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乐》后65年，北宋发生了什么？(3)

　　正当北宋朝臣陷入朋党之争，将变法大业抛掷一边时，西北边防骤然告急。党项首领李元昊正式建立西夏，公开称帝，并进攻北宋边境。宋军不堪一击，连续败于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仁宗调范仲淹、韩琦等人到前线后，才勉强稳住阵脚。后因西夏支撑不起长期战争消耗，庆历三年(1043)春，双方开始议和。在宋夏开战期间，辽国声言南下，北宋被迫每年增加“岁币”银10万两、绢10万匹，史称“庆历增币”。

　　北宋在西夏战争中的失利，撕破了歌舞升平的假象，社会危机暴露无遗。当时军队总数增加到125.9万，财政赤字每年在300万贯以上，各项税收大幅增加，“贫弱之民困于赋敛”。为弥补财政亏空，朝廷大量制造发行劣质钱币，货币发行量从太宗时的每年50万贯，增加到仁宗年间的300万贯，增幅达6倍。货币贬值，物价大幅上涨，米价从宋初的每石190文，上涨到2902文，涨幅达15倍多。百姓揭竿而起，起义此起彼伏。

　　面对空前严重的危机，有识之士纷纷建言变法，仁宗也清醒认识到变法迫在眉睫。庆历三年上半年，吕夷简被解除宰相职务。八月，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韩琦、富弼先后出任枢密副使，主持变法的领导层形成。求治心切的仁宗召开天章阁会议，督促与会的范仲淹等人尽快拿出变法方案。范仲淹劝仁宗不可急于一时，“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九月左右，韩琦提出急需变革的八项政策和革除的七项弊事，富弼上安边十三策和当世之务十余条。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提出的明黜置、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十项措施，则成为变法的施政纲领，是为“庆历新政”。

　　范仲淹的十项变法措施实际上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即整顿吏治、加强武备、发展经济。但范仲淹主要着意之处在吏治方面，关于武备和经济的各项政策基本上没有付诸实施。因此“庆历新政”可以说是一次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变法。

　　范仲淹推行的变法新政主要有：加强对地方官的按察，将年老无才、贪污渎职的官员一概罢免，范仲淹经常亲自在名单簿上将不合格官员一笔勾销，富弼劝他“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范仲淹不为所动，“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改革磨勘即对官员的定期考察制度，当时官员升迁论资排辈，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升；范仲淹颁布新法，延长升迁期限，严格考核办法，政绩卓著者方可破格升迁。改革恩荫制度，缩小恩荫范围，限制恩荫对象，令其通过吏部考试方可授官。改革科举制度，改变科举重诗赋轻策论的倾向；兴办学校，将科举与教育结合起来。裁并州县，以减少官员人数，减轻百姓负担。

　　“庆历新政”的主要措施，剑剑指向官僚集团中的既得利益者。很快，因变法派反对而丢掉枢密使职务的夏竦等高官因利益受损，遂对范仲淹等人群起而攻之，给他们安上朋党的罪名。仁宗起初不信，后有所怀疑，就在庆历四年(1044)四月间，亲口问范仲淹是否结党。没想到范仲淹一口承认，“自古以来，邪正在朝，未尝不各为一党，不可禁也”，明确无误地告诉仁宗他们必须结党才能推行变法。范仲淹的好友兼同盟者欧阳修更是写下《朋党论》，将士大夫分为“君子之党”和“小人之党”，论证君子结党合理性，将他和范仲淹等同道者自封为“君子之党”，表示要退小人之党、进君子之党。欧阳修、范仲淹此举甚误，不仅将自己局限在小圈子中，更是触动了仁宗头脑中绷得很紧的大臣结党威胁皇权那根弦。

　　庆历四年六月，夏竦诬陷富弼、范仲淹企图谋反。仁宗虽然不信，但也让范仲淹、富弼在保留参知政事、枢密副使职务的同时，外出到陕西、河东和河北宣抚巡视。“庆历新政”开展不到10个月，就因领导核心被打压而陷入僵局。十一月，御史中丞王拱辰又因私人恩怨，诬陷范仲淹、富弼提拔的苏舜钦等变法新锐写诗诽谤周公、孔子，是为大不敬。仁宗不但将苏舜钦等人罢官贬职，还明白下诏禁止百官结为朋党，禁止文人乱发议论，这些都是针对范仲淹及其所谓“君子之党”。

　　庆历四年十二月，北宋与西夏达成和议，西北边防燃眉之急缓解，各地农民起义又渐次平息。倒逼变法的内忧外患压力减轻，仁宗失去变法动力，又把“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的祖宗家法捧在手上，同时惧怕变法派结党妨碍他掌控朝政全局，遂于庆历五年(1045)正月解除范仲淹的参知政事、富弼的枢密副使职务；二月，仁宗下诏废除磨勘新法和恩荫新法；三月，废除科举新法。“庆历新政”至此宣告破产，仁宗“锐之于始而不究其终”，一切几乎完全恢复原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