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驼庵诗话》到《传学》(2)

　　嘉莹先生把我召唤到她北京察院胡同的旧居，要我坐到她身边，郑重地将这些笔记递到我手里，嘱咐我来做这一项辑录整理工作。我第一次见到这些笔记，小心地打开，虔敬地翻看着：一页页，一行行，密密地写满了清秀流利的钢笔繁体小字行草，记录着父亲20世纪40年代讲诗词的内容。我掂得出这些笔记的分量，它不是普通讲堂上师生间的讲与记，它远远超出了师生间的信任与情义，它承接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它有着厚重的历史人文的内涵。我也能体味得出，这些笔记中有着嘉莹先生薪火相传、书生报国的拳拳赤子之情。手捧这些笔记，面对嘉莹先生的嘱托，我的内心自是充溢着感奋与激动，但更多的却是忐忑与惶悚。嘉莹先生看出我的不安，也深知我们这一代人的眼界与学识，她只轻轻地对我说了一句：“之京，我来教你怎么做。”接下来的一年多里，嘉莹先生真像是教小学生读书写字一样，手把手地对我加以指点。正巧，1982年春学期嘉莹先生在北师大讲唐宋诗。于是，我每周一次去北京听课两天。嘉莹先生每一周都会把一册已经用铅笔勾画标示出了主要观点、重点段落的笔记本交给我，我拿回来认真地阅读、品味，然后逐条把每一段单独抄录在一张稿纸上。下一周，我将摘录出的材料交嘉莹先生审定，她的审定细到补足我不能辨认的草字、改正我誊录中的错别字、疏通个别课堂笔记不可能记得十分流畅的语句。与此同时，她再交给我一册新标示出重点的笔记，并且把上周改订过的部分交给我一起保存。如此往复四个回合，完成了四册笔记的誊录之后，我有了一点进步。

　　八册笔记摘录完毕之后，嘉莹先生布置给我的下一个工作是将全部摘录分成总论之部与分论之部两部分：总论包括本体论、创作论，分论包括作家论、鉴赏论，等等。这项工作我进行得还不算太费劲，因为确定哪一段是讲一个作家、哪一段是鉴赏一篇作品是相对容易的。我只要将这些分论摘出，余下的就属于总论诗之本体与创作了。接下来，嘉莹先生又让我将总论之部与分论之部的所有条目归类为若干组，然后进行顺序之排列。分论之部按时代先后排序，这个我比较迅速地完成了；而总论诗之本体与创作该如何分类，对我这个文学理论为弱项的人来说，确是茫然无头绪，不知如何下手。我坦率地向嘉莹先生表示“我不会”，于是嘉莹先生让我先熟悉内容，考虑哪些是本体论，哪些是方法论，哪些是鉴赏论，然后为我列出了“诗心”“感发作用”“诗的几种境界”“心与物”“诗法与世法”“继承与创新”等十余个小题目，告诉我认真阅读摘录出的每一条，然后分别植入各小标题之下。我明白，这是让我在理解父亲讲课内容的基础上，“对号入座”。经此一番细读、归类、排序，我对父亲的诗学观点、研究方法的理解也多少又前进了一步。我将已分成各十余项的总论之部与分论之部呈交给嘉莹先生之后，她逐类逐条进行了审阅、调整，并排列了总论之部各项之先后顺序，从而完成了“驼庵诗话”的编订。如此即有了七万字的“诗话”底稿，我只需要用繁体字认真誊清抄写。这时，已是1983年的夏天了。1984年初，嘉莹先生再次回国讲学时，将这一份“驼庵诗话”作为“附录”置于老师遗集上编“著述”、下编“创作”之后，编订为一册，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就是1986年1月面世的父亲身后第一种遗集——48万字的《顾随文集》。

　　我实在不曾想到，《驼庵诗话》的编订完成对于整理笔记的工作来说，只是拉开了一个序幕。“诗话”附录于文集印行后，有两家出版社找到我，想要印行精致的“诗话”单行本(由于版权事宜并未付诸实行)。读者的反映则是顾随的学术著作“词说”“揣籥”等，未免阳春白雪，一时难以深入理解和接受。而“诗话”形式的作品，讲论诗词，娓娓而谈，深入浅出，以其亲切打动人，以其精到感染人，以其光彩吸引人。这些对我来说无疑是莫大的欣慰与鼓励。我知道，父亲的学问在新时代不但没有过时，相反却赢得了众多的读者。在多次反复阅读“诗话”之后，我不由得产生了一个念头——嘉莹先生的笔记多有几册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