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驼庵诗话》到《传学》(4)

　　然而，由半尺多厚的听课笔记到数十万字的“实录”文稿，其间还有着相当的距离。要完成这巨大的工作量，更需要整理者清晰的头脑、理性的思维、扎实的专业功底。但我清醒地知道，这些是我力所不达的。所幸的是，这时整理笔记已不再是我一人，而有了女棣高献红这位生力军。以我当时的精力，我主要做的是基础性资料工作，依前时“说诗”“说文”的体式，将第一次八册笔记中大量未曾录下的、第二次活页笔记中少量未曾录下的内容悉数抄录下来，再大体上分成几个专题，略分章节。而梳理内容、整合篇章、标注纲目、搜检资料、校补引文、查勘典故、增补注释，乃至与原整理出的文稿融汇为一，补正当年整理中的疏误……这一切重要工作，则由献红女棣一力担纲。

　　2010年，当这些文稿整理竣事的时候，我与献红一起到南开大学向嘉莹先生汇报。我们珍重地将全部笔记原件奉还给她。这时，我们从她的言语和表情上，读到了她心底的欣悦与宽慰。奉还嘉莹先生全部笔记原件之前，我们将全部笔记做了扫描，留作永久保存的资料，以备后期检校。之后，这些“讲坛实录”文稿分别印行为“感发”“文心”等专书，且收入十卷本《顾随全集》。

　　工作到了这一步，我真的以为可以告一段落了，心底甚至产生了一丝类似历经多次考试终于“毕业”的轻松感。献红女棣清醒地提出，有必要将已印行的全部文稿与嘉莹先生的笔记原件做一番认真的、逐字逐句的对照，以确保文稿的真实、完整、无误。我们的电脑里存有扫描的原件，这一番“收官”的定稿工作不但是必需的，而且是可行的。

　　说做就做。自2016年夏日起，在一年有半的时间里，献红用了授课以外的全部时间，在电脑上对着扫描文档一字字、一句句、一行行、一页页、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地进行着细密而严格的比照。这是她第一次如此全面地通读嘉莹先生的全部笔记“原件”。她这一番工作真是至为重要、不可或缺，发现原来的“定稿”中真有不少缺失：第一，偶有字句甚至段落漏摘；第二，亦有因字迹不清难以辨认而不曾抄录的段落；第三，偶有误识以及遗漏的字句；第四，甚至有因断句与分行上的疏忽而造成的有违讲授原意之处……献红一一作了补充、修正，对原文稿中偶有组织安排不甚科学之处也作了相应的调整。这样的工作细致而艰苦，她常常在电脑前一坐就是四五个小时，目不转睛地进行着缜密的脑力劳动与“眼力”劳动。当然，其中也有他人难以体会的愉悦与满足。这时，整理研究顾随著作，我们已有了另一位合作者，献红的至交、我的忘年友石蓬勃。献红是很严谨的，每过一段时间，我们三个人都要聚到一起，献红会把她所做的补正，让我和蓬勃再校订一下。我们两个看过以后，总是因这些新材料而为献红的工作生出成就感，而她自己却总是淡然地，觉得“这回可以安心了”。尤其有趣的是，听课笔记中有些草字经过时间的磨洗，早已漫灭模糊，献红一人辨认不出。2018年春夏，每隔几天，我们三人就会一起来“猜”字。

　　补正结束之后，北京大学出版社策划编辑王炜烨先生多次与我们沟通，进行出版运作策划，建议按照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顺序，根据内容调整安排章节，以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斟酌，建议书名定为《传学：中国文学讲记》。我们将各专题分列为37个部分，依时代前后将“说诗”“说文”统一排列顺序，如此方成就《传学》一书的稿本。这时，献红将电子版文稿打印成纸质版，提出三个人要分别统看一过，目的是核准其中引文、搜检其中误字漏字、发现其中欠流畅的语句，此一道工序完成之后，由七万字的《驼庵诗话》经“顾随讲坛实录”到88万字的《传学》，才能算大“工”告竣，才能完全放心地交付给出版社。我们依此而行，各自通读文稿、校对文字。这样一项工作，我们做起来既不觉得烦琐又不觉得枯燥，这是在学习和享受一位前辈传学者对中华传统文化所做的精深、智慧、灵动的讲授。而在我，捧读之下，往往时空穿越，感到似是坐在父亲膝下聆听他的过庭之训，我对父亲的学问、品格、风度以至人生态度都有了更新、更亲切也更生动的感知，因之更加重了我对他的崇敬与思念。

　　也就是在整理听课笔记的最后阶段，我曾做过一个梦。梦中，我又回到了十几岁，父亲站在我面前，一袭浅色长衫，一副黑框眼镜，就是40年代照片上的样子。我走近他的身边，想把双手搭在他的肩上，让他能抱住我，可是我太低矮了，我的手臂够不着他的双肩，我把头仰起，对父亲说：“爸爸，你可真高呀！”然后，我端来一把小木椅，蹬在上面，双手才能搭上父亲的双肩。我把头偎在父亲的胸前，那一刻，我真的感觉到父亲的一双手在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梦醒了，眼泪止不住。即至今我写到这段梦境，依旧忍不住溢出了泪水。

　　请恕我信笔而书，不觉已是溢出题外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