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驼庵诗话》到《传学》(3)

　　谁知这真不是奢望。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个夏天，我致信远在温哥华的嘉莹先生，请她把家中其他听课笔记带回来(嘉莹先生1982年时曾对我说，她在加拿大的家里还有一些笔记)，我很想继续做整理笔记的工作。当她再次返回南开大学讲学时，一到天津就给我打来电话，真的告诉我她从加拿大又带回了一些笔记。我立刻乘车到了南开大学嘉莹先生住所。她这次交给我的是两册新的笔记，还有厚近一寸的活页笔记。

　　这一次，我比八年前有了进步，可以独立地进行工作了。两册笔记，整理起来问题不大，但那一寸厚的活页笔记前后无序，却要费些工夫。不过，这倒是为我提供了一个机会——迫使我不得不先沉下心来认真阅读、学习、熟悉每一页内容。经过一段时间的阅读、思考，我竟然将全部活页笔记依内容按顺序先后衔接起来，原来这些活页实是包括了好多个专题——论语、诗经、太白、杜甫、小李杜……因为连贯地读通了笔记所记，这次我以“说诗”“说文”的形式理出了一些单篇的文章：《论语六讲》《文赋十一讲》《论小李杜》《论王静安》等15篇。我又将笔记中较为独立的论“文”的重要观点，依十年前“诗话”的体例编订为一万余字的《驼庵文话》。这十万字说诗词、论古文的文稿，成为1995年《顾随：诗文丛论》的主干篇章。

　　“诗话”“说诗”“说文”“文话”的相继问世，产生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父亲的讲论，散发着学术的智慧和灵光，给人很深的启发与教益。读者领略到一位前辈学人在讲台上独有的风采，惊异于他广博精深的学术修养、卓异特立的学术见解、引人入胜的学术阐释。父亲的学术形象，本已随着岁月的年轮渐渐远去，如今，又在后辈学人的心目中日渐明晰。读者呼唤这种新鲜的、极具人生色彩与生命力的讲述能够更多一些。这一册《诗文丛论》在一年之后，即印行了增订的第二版。

　　在这一时期，不同的出版社以不同的组织编排(或择取其中篇章，或与“诗话”组合，或与顾随相关几种原著合编)，编订出版了多种不同版本的顾随论诗衡文的著作。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印行四卷本《顾随全集》，这些内容全部收在第三卷“讲录”卷之中，成为全集中很有分量、备受欢迎的部分。

　　就我而言，整理听课笔记的过程，实是我通过嘉莹先生的记录一步步走进父亲的精神世界和心灵深处的过程，我感到自己对父亲的学术思想、治学道路、讲课风格，由原来的漫无所知而渐渐有了一些切身的感受，对于父亲，除了浓浓的亲情而外，精神与心灵上更贴近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学术思想早已不再凝固、封闭，而是日趋科学与活跃，笔记的整理也有了进一步丰实完满的可能。这时，我又产生了一个想法——两册笔记与一寸厚的活页，我可以整理出15篇完整的文稿和一篇“文话”，而最初那厚厚八大本只是做了一些摘录，其中大部分内容当时并没有完全辑录下来，不知其中还有多少“宝藏”等待开发，我应该对那些笔记重新进行全面的整理，使之成为一部“讲坛实录”性的著作，尽可能完整地将父亲的讲课“原生态”地展示给后辈学人。这样庶可不负当年老师讲授、弟子笔记并珍存的苦心用意。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一份极宝贵的文献。我把我的想法向嘉莹先生做了汇报，得到了她的鼓励。

　　时日飞驰，不觉已到2005年。10月末的一天，我接到嘉莹先生自天津打来的电话，听筒里传来她兴奋而亲切的声音：“之京，我听老师课的全部笔记已经由友人从加拿大的寓所都带回来了，你是不是想继续整理？”我高兴极了，马上调整了我在校内所开选修课的时间，两天之后急切地赶到嘉莹先生在南开大学内的寓所。她第三次郑重地将这些笔记交付到我手里，我又一次感受到这些笔记在手中沉甸甸的分量。

　　在自津至保返程列车的软席车厢里，我小心地打开一册册笔记开始翻阅。我惊奇地发现，虽又经20余年岁月的磨洗，这些笔记不仅没有变得更旧，反而比原来更“新”了——笔记上页页处处都留下了嘉莹先生廿余年来重读笔记的印迹：许多过于潦草或已淡化不清的字迹，被她用黑色水笔一一描清，有的页面被描清的字迹竟有一半以上；有的页面笔记空白处，她加上了简要的按语，记写着重读时的所思所想，或补充，或解析，当然也有质疑。这些就是现在读者在《传学》等书的注释处所看到的“叶嘉莹此处有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