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是被神化了，还是被低估了？(4)

　　那段“逃难”期间，钱锺书还大病一场，在他人生最痛苦的阶段，如果不写点东西，他很可能要发精神病。这时候读古书是最好的，因为古书越读心里越静。某种程度上说，他是逼自己写《管锥编》，这是一个心灵自我拯救的过程。

　　高渊：世人都说《管锥编》了不起，但极少有人说得清究竟了不起在哪里？在此，能否提供你的心得？

　　夏中义：《管锥编》出版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陆续出版了一些从纯学术角度切入研究的专业论著，但这么多年来，真正从思想上做出解读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我是从1985年开始读钱锺书著作的，直到四年前才敢动笔写钱锺书，至今也不敢说真正读懂了钱锺书。

　　《管锥编》是钱锺书最伟大的作品，在我看来，他在书中提出了两个大判断，或者说两个大系统。其一是对中国古典诗学进行了现代阐释和转换，在这方面，钱锺书是古今第一人。他做中国诗学研究，所有材料都来自中国古典的诗歌创作和诗话、诗论、诗学，独立完成了文学为何是文学、诗为何是诗的全新国粹版理论系统。虽然不用一点国外的理论，但同时具有人类共通的情怀。当然，这还需要我们后学去进一步转换，要把它弄得大家读得懂，这也是我晚年最值得做的工作。

　　高渊：《管锥编》的第二个大系统，是否已经超越了文艺理论层面？

　　夏中义：《管锥编》的另一大贡献是，建立了一套知识者在特殊语境下，如何安全又有尊严地言说的伦理学系统。

　　这部著作写于“文革”特殊时期，当时的知识者只有两种活法。一种是像陈寅恪那样刚直壮烈，但这是肯定过不了“文革”这一关的；另一种是投靠“四人帮”，这是一种卑鄙的活法。在很多学者看来，前一种活法好是好，但付出的代价太大，后一种活法太掉价，不仅当时，以后也会被人不齿。

　　而此时，钱锺书就在《管锥编》中提出了第三种活法。他不像陈寅恪那样崇高，因为崇高太悲壮了。如果说陈寅恪是清白，钱锺书就是清高，既有尊严，又不无安全。这套钱锺书构建的伦理学，就是隐藏在《管锥编》中的“暗思想”，就像宇宙中的“暗物质”，我们抓不住它，但不能否认它。

　　第四章：散钱失串

　　高渊：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比较重量级的质疑者。比如李泽厚先生多次表达“钱锺书可惜了”，说他“读了那么多的书，却只得了许多零碎成果”。对此说，你怎么看？

　　夏中义：李泽厚并不否认钱锺书博学，但他觉得钱锺书是仅仅博学而已。他认为钱锺书买椟还珠，没有擦出一些灿烂的明珠来，实际上就是觉得钱锺书没有思想系统。

　　但我要说的是，李泽厚成名很早，不可能花大力气去读钱锺书。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说过，我不愿意写50年前可以写的书，也不愿意写50年后可以写的书，我只写当今时代需要我写的书。而钱锺书的著作，如果不发誓板凳甘坐十年冷，怎么可能读出他文字背后蕴藏的深刻思想？

　　高渊：与李泽厚一直说“钱锺书可惜了”不同，余英时先生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他从一开始的由衷钦佩，到后来也觉得钱锺书在思想层面贡献不大。

　　夏中义：说到海外学界对《管锥编》的熟识度，恐怕谁也比不上余英时。在1978年，他就跟钱锺书相见恨晚，钱先生也多次将《管锥编》等著作亲笔题签后，邮寄到大洋彼岸，余英时报之以七绝《读〈管锥编〉》回赠。用他的话说，“《管锥编》虽若出言玄远，但感慨世变之语，触目皆是”，不可谓不深挚。

　　1998年，钱锺书离世后，余英时应邀执笔追思，他说自己是文学门外汉，不配说任何赞美的话。他认为，钱锺书是20世纪中国所涌现的一个古典文化的高峰，是古籍读得最多、最丰富的人，令人高山仰止。但到了2007年，作为史学家的余英时，却客串到文学和当代思想领域来评议钱锺书，聚焦的是“小结裹”和“大判断”这对关键词。

　　高渊：他认为钱锺书只有“小结裹”，缺少“大判断”吗？

　　夏中义：“小结裹”和“大判断”是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用过的一对术语，典出古籍《瀛奎律髓》中“诗家有大判断，有小结裹”。在钱锺书看来，“小结裹”与“大判断”不是完全对立的，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