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是被神化了，还是被低估了？(5)

　　而余英时评议钱锺书，主要有两大要点。首先是数落《管锥编》多“注重小的结裹，较少注重大判断，大判断他不是很在意的”。余先生说钱锺书像“晚清遗老”那样，一味注重训诂及典故出处，《管锥编》“就是专门在小的地方，精到的地方，要跟人家较胜负，要超过人家，他是非常好强的人，总要知人所不知”。他说钱锺书“偶尔也有一些大判断”，但这样的东西不多，宛如散钱失串，虽然每枚散钱有其面值，但总体价值不大。

　　然后，他力图解析《管锥编》为何鲜见“大判断”。他假设了三条缘由，一是追溯到钱锺书的治学源头，说他“20岁左右就已经迷上遗老那一套训诂”，其结果是一叶障目；二是这个考证学派渊源，让钱锺书成了以赛亚·柏林所说的“样样都知道的狐狸，却成不了一定要制造大东西的刺猬”；三是认为《管锥编》鲜见“大判断”，可能受制于钱锺书的学术方法旨在“打通”中外，因为“他注重的是中西相同之处，很少讲相异之处，而相异之处就要讲一个大的背景，大的架构”，钱锺书不侧重中西相异，也就在逻辑上“可以避免这种大的判断”。

　　高渊：余英时说《管锥编》像散钱失串，跟李泽厚的说法很相似，是不是很多人读《管锥编》时都会有这种感觉？

　　夏中义：首先要承认一点，《管锥编》确实比较零碎，书中都是随意的读书心得，就像秋野上洒满的落叶，没有实现集成，或者说没有系统。但如果就此说他没有“大判断”，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就像孔子、庄子的东西也没有系统，能说他们没有“大判断”吗？而很多高头讲章，虽然表述上形成了系统，但全是废话。

　　我认为，余英时读《管锥编》时是有纠结的，关键在于“嗅觉”和“视觉”的不统一。他作为有世界声誉的大学者，鼻子应该能嗅出《管锥编》中有非凡的“大判断”，但眼睛却始终没能从中找到直接印证。而且，他先后在哈佛、普林斯顿等大学任教，日子很好过，很难真正解读钱锺书写作此书时的心态。后人不能因为对学院派写作所养成的阅读惯性，而轻易断言这部书缺乏“大判断”。

　　在钱锺书这座学术思想的高峰面前，哪怕是再了不起的人，如果缺乏足够的敬畏，说话随便，那是迟早要露出马脚的。

　　第五章：秋野落叶

　　高渊：你刚才说过，《管锥编》至少有两个“大判断”，分别是中国古典诗学的现代转换和知识者在特殊语境下言说的伦理学。特别是对第二个“大判断”，是通过怎样的爬梳来证明确实存在的？

　　夏中义：《管锥编》中关于伦理学的“暗思想”就像秘籍，我把它分成三个阶段十个环节。在这个“伦理学链”上，其逻辑构成分三段：从“为何说”到“怎么说”，再到“说何果”，每段又由相关环节依次衔接而成，都散落在全书中。

　　第一阶段“为何说”含四环，分别是“圣人不仁”“贵身尚誉”“不安于陋”和“发愤著书”。就是说，在不安定的社会环境下，一个内心干净的君子不能随波逐流，还是应当发出一些自己的声音。

　　第二阶段“怎么说”含三环，分别是“屈以求伸”“不言之言”“鳖咳”。其意思是，君子在言说的时候要隐藏自己的真意，用一些别人读不懂的语言来讲述，比如古汉语加上外文，来发出甲鱼咳嗽般几乎不可闻的语声。

　　第三阶段“说何果”含三环，分别是“待熟”“不怪所怪”“大音希声”。大意是，等到雨过天晴，大家能看到这部书的时候，希望别怪我写得这么难懂，你们要理解我写作此书时的狼狈处境，越好的声音越是悠远潜低。

　　说来很有意思，钱锺书在1975年完成《管锥编》后，第二年“四人帮”就被粉碎了，可谓天地倒转，1978年他当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1979年《管锥编》也出版了。“待熟”这个词，在《管锥编》里出现了四五次，足以说明他写作时等待黎明的心情。

　　高渊：这十个环节的落叶，在全书中是有序还是无序分布的？

　　夏中义：钱锺书写作《管锥编》时，怎么写取决于当时心绪和瞬间灵感，弹性很大。从每一章节的微观语境来看，全书行文并不失序，但从章节与章节的目次或含义衔接来看，不见得有整体流程感。我读此书30多年，深感能读到这样的书当属人生快乐，近乎销魂。

　　这十片落叶的顺序脉络，并不是明确有序排列的，而是我长年趴在隐奥的字里行间点滴搜集，再去探测环节与环节之间可能生发的逻辑感应，才归整为一。这只需要核查各环节的页码出处，便一目了然，比如“贵身尚誉”在第二册第515—519页之间，“不安于陋”在第二册第465页，“发愤著书”又移至第三册第937页，“屈以求伸”返回第一册第50页，“不怪所怪”则落到第四册第1238页……

　　高渊：也就是说，如果换成另外一位学者，他有可能在全书中找到另外的落叶，排列成全新的逻辑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