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是被神化了，还是被低估了？(6)

　　夏中义：《管锥编》中所蕴含的“暗思想”，其实是炼成“思想”的珍贵原料，得靠专业读者与著者共建一条“生产流水线”才可能被解读。钱锺书在书中埋下了太多不确定的“陷阱”，每个专业读者对这些原料作何筛选、提炼，排列组合成什么产品，那就见仁见智、难拘一格了。

　　《管锥编》已经问世41年，其中真正蕴含的思想，不仅需要专业读者潜心甄别打捞，还需要学界的共同认可，这是一项不无风险的“思想实验”。这么多年来，专门做思想史的学者对此都望而却步，某些其他学界的人士偶尔出来评点几句，那就更说不到点子上了。

　　高渊：是否正因如此，让钱锺书的思想价值一直被低估了？

　　夏中义：1943年，陈寅恪先生写过一篇专门论述陶渊明的文章。他认为陶渊明不仅是大诗人，更是大思想家，因为他在魏晋时期流行的建功立业、求仙延寿和及时行乐之外，提供了第四种生命样式，就是不以生死为念的顺其自然的态度。

　　如果以陈寅恪的方式来评价钱锺书，他当然是思想家，而且是大思想家，因为他不仅自己活出了清高，而且形成了思想系统，能给后人提供重要启示。所谓思想，是一位智者对有重大意义的公共命题发出原创性的警示之说，如果这位智者连续发出原创见解，他就应该被追认为思想家。

　　第六章：不灭不朽

　　高渊：在钱锺书晚年，他坚决叫停了中国钱锺书研究会的成立，后来又终止了钱锺书研究专刊的出版。他是不愿意别人研究他吗？

　　夏中义：我们要了解他当年的处境。《管锥编》《围城》的出版，访美引发的轰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对《围城》的极高评价，后来还有电视剧《围城》的热播等等，都让钱锺书成为全社会的谈资。

　　在这种“神化钱锺书”的氛围中，不管有没有读过他的书，都觉得谈论他是一种风雅，把他当成了“点心”。对此，钱锺书是不喜欢的。对总想标榜自己跟他有关联的人，他更是发自内心地厌恶。

　　我认为，钱锺书不是不要别人研究他，而是不要那些根本不好好研究，整天把他挂在嘴边、举在头顶的人去消费他。

　　高渊：在内心深处，还是希望别人读出他埋藏很深的真实思想的？

　　夏中义：钱锺书一直在玩“兵不厌诈”，他自己就曾说过：“西方旧说有‘善诈’与‘恶诈’之别，用兵诡道与堂堂正正之勇力并行不悖，乃使诈之善者。”无论《管编》还是《宋诗选注》，当然都属于“善诈”。

　　比如《宋诗选注》，一开始钱锺书对别人都读不出他对“反映论”的真实态度，是高兴的。但时间久了，发现居然大家真的都看不懂，他有点遗憾，就要做个提醒。于是在1979年，他的旧作《中国诗与中国画》再版时，忍不住加了一段话，他说我们了解和评判一个作者，一定要知道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在那种文艺理论风气的影响下，不得不另出手眼，来逃避或者矫正那种风气。但后来发现，大家还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又过了9年，1988年香港版《宋诗选注》出版时，他又写了一篇序，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最后一段说：“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说事物，但又忍不住自觉聪明，而稍微别出心裁。”这时候，或许有些人看懂了，但大多数人还是不明白。所以说，钱锺书是很寂寞的，他太聪明了。

　　高渊：钱锺书会不会担心，后世只知道他的文学与学术造诣，而他的思想则真的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中了？

　　夏中义：他22岁时，写过一篇《鬼话连篇》，就提出了“不灭”与“不朽”的命题。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他对自我的幻想。

　　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我赶紧声明，我既无不朽的奢望，也无不灭的信仰，我只是要借这么一个机会，把这两个概念说清楚。”在他的晚年，他确实在思考从“不灭”到“不朽”的可能性。他的著作能留存下去，这是物质上的“不灭”；他的思想能进入后人的心灵，这才是精神上的“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