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红深处藏着半部中国古代文学史

　　春色十分，桃花独占八分。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或许没有哪一种花能够像桃花一样，被赋予如此丰富的内涵：

　　在先民眼中，她是渺远的上古神话。《山海经》有云：“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金属冶炼技术的进步令桃木失去了武器的身份，但其御凶的作用却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集体意识，与原始宗教不谋而合。

　　在诗人笔下，她是娇媚的女子容颜。《诗经》曰：“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正如梅、兰、竹、菊被赋予了文人风骨，桃花因其艳丽的花色和娇媚的姿容与女性相联系，终由一首《题都城南庄》勾勒出“人面桃花”的经典语境。

　　在高人心中，她是隐逸的避世之所。《桃花源记》里“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的浑涵之境，是陶渊明逃禄归耕的精神家园。她既是诗人笔下的“桃花源”，更是文人墨客心中的“乌托邦”。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年复一年，海口市的桃花总在早春二月最先绽放，而在有着“藏地小江南”之称的林芝，那一抹妖娆的粉直至五月中旬方才褪色。

　　春意泄，不如走近桃红深处，窥见被埋藏的文学意象。

　　【桃花源】

　　“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这样的图景不仅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更是中国文学中典型的“乌托邦”

　　东晋年间，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绘了这样一幅田园风光：“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文中所想象的宁静、富饶、淳朴的理想社会，引起了历代文人和艺术家对“桃花源”的臆想——他们或追加相关的神话和传说，或附会有关古迹，或创作大量的咏叹诗文，或将有关题材付诸画笔。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长久以来，有关“桃花源”究竟在何地的争论从未停止。虽然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以武陵渔人所见为线索开篇，将人们寻觅“桃花源”的足迹基本锁定在了“武陵”境内，但这实在是一片太过广大的区域。

　　一般认为，“桃花源”位于湖南常德的桃源县。这里自晋代起便是文人墨客追寻桃花源的地方，宋代时干脆更名“桃源县”，如今更是常德的一张重要名片，其“桃花游园会”已成为湖南“三节两会”的重要活动之一。此外，湖北十堰、安徽黟县、重庆酉阳也都有以“桃花源”为名的景点。其中重庆酉阳的学者早在清代时便“捷足先登”，在地方志上写下“核其形，与渊明所记桃花源者，毫厘不爽”的字句。

　　此外，关于桃源到底是在武陵还是别处的争论还包括：

　　前有明代吴宽在《家藏集》卷四六《送刘武陵诗引》中云：“盖古桃源实在武陵境内，今则别自名县矣。”后有清余良栋等修《桃源县志》卷一三引杜维耀《桃源洞说》认为桃源洞去桃源县邑治三十里。更有国学大师陈寅恪在《桃花源记旁证》中认定桃源的原型在北方弘农县……

　　《广群芳谱》卷二六引《纪谈录》有云：“陶渊明所记桃花源，人谓桃花观即是其处，不知公盖寓言也。”的确，现实生活中与陶渊明笔下的桃源地貌和环境近似之处，可谓比比皆是，强求定论，难免无趣。正如渠红岩在其所著的《中国古代文学桃花题材与意象研究》中所言，《桃花源记》首先是一篇文学作品，若刻板地在现实中寻找真实的桃花源，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将文学作品等同于现实纪闻了，有损于文学的艺术性，因为“艺术的意义是一种想象出来的情感和意绪，或是一种想象出来的主观现实”。

　　那么《桃花源记》通篇皆是陶渊明的臆想吗？也不全然，否则陈寅恪不会在《桃花源记旁证》中写下：“陶渊明《桃花源记》寓意之文，亦纪实之文也。”

　　魏晋时期，隐逸之风盛行，桃花源人避居山中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桃花源记》结尾所说“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便有史实可溯。

　　《太平御览》卷五〇四引《晋中兴书》云：“刘驎之字子骥，一字道民。好游于山泽，志在存道，常采药至名山，深入忘返。见有一涧水，南有二石囷，一囷开，一囷闭。或说囷中皆仙方秘药，驎之欲更寻索，终不能知。桓冲请为长史，固辞，居于阳岐。”《世说新语》中也有类似记载，所叙之所见与桃花源颇为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