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红深处藏着半部中国古代文学史(3)

　　崔护在《题都城南庄》中含蓄、凝练的表达，无疑向人们描绘了一幅“人面桃花”的美好景象。而让这种景象成为后世诗词作品的固有意象的，还要归功于唐代孟棨在《本事诗》中刻画的生动情节：

　　“博陵崔护，姿质甚美，而孤洁寡合，举进士下第。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一亩之宫，而花木丛萃，寂若无人。扣门久之，有女子自门隙窥之问曰：‘谁耶？’以姓字对，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女入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崔以言挑之，不对，目注者久之。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崔亦睠盼而归，嗣后绝不复至。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径往寻之。门墙如故，而已锁扃之。因题诗于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上述对崔护《题都城南庄》的发挥想象，成为“人面桃花”影响后世的“酵母”。从此以后，“人面桃花”的故事在中国文学中笙歌袅袅，不绝如缕。

　　【桃花流水】

　　在蕴含“桃花流水”意象的文学作品中，唐代张志和的《渔歌子》可谓妇孺皆知：“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吕氏春秋·仲春记》言：“仲春之月，始雨水，桃李华，仓庚鸣。”《礼记·月令》又言：“始雨水，桃始华，仓庚鸣，鹰化为鸠。”先秦时期，桃花开始作为物候之像出现在文献之中，诸多史料的共同点，便是以桃树开花和雨水渐多作为春天到来的表征。

　　“始雨水”“桃始华”之所以给古人如此深刻的印象，其原因并不难理解：《山海经》中对于“河伯”的记载，以及《春秋传》中关于祭祀河神的叙述，都描绘了古人对水强烈依赖的现实。仲春之月，雨水渐多，经历了整个冬季的休农之后，人们对春季的到来翘首以盼。另一方面，桃花盛开于百花未放的清明前后，这很容易成为一种农耕信号，即汉代崔寔在《四民月令》中所说的“三月三日桃花盛，农人侯时而种也”。

　　人们在春季得到了现实需要的天赐甘霖，同时看到灼灼桃花带来的结子满枝的希望。这两种物候现象的自然重叠，让古人认识到“雨水”和“桃花”的出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于是“桃花”和“水”获得了天然的姻缘，这便是“桃花流水”意象的最初意义。

　　随着社会和生产力的发展，古人逐渐摆脱了对自然的原始依赖，“水”“桃花”这两种元素也就不再以零散的面貌为人所识，而是上升为一种观念，以结合的形式出现在西汉的文献当中。

　　渠红岩在《中国古代文学桃花题材与意象研究》一书中提出，经考证，“桃花水”较早出现在西汉韩婴的《诗外传》中，即“今三月桃花水下，以招魂续魄，祓除氛秽”。结合《东观汉记》《新论》等文献中共同使用的“桃花水”的表达方式看，其在汉代已经成为春季河水的代称。“桃花”盛开和“雨水”增多是“桃花水”的基本特征与表现，而“桃花水”是先秦文献中“桃始华”“始雨水”的内在意义与外在形象的结合，这种结合促使“桃花水”成为后来文学意象的基础与潜在动力。

　　待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桃文化不再是对桃实灵性的崇拜和对桃木辟邪的宣扬，“桃花水”开始由一种自然现象逐渐转变为文学意象。文人莫不授以诗笔，描绘春季欣欣向荣的景象，而“桃花水”作为传统文化中典型的春季景观，也开始成为春景用词出现在文学作品当中。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最为常见的意象之一，“桃花流水”在长期的文学发展历史中分化出了四种不同的文学意蕴：

　　清明时节，流水潺潺，桃花灼灼，文人墨客将这两处景象构成一个视觉和弦，以“桃花流水”的意象呈现于文学作品。前有北周王褒《燕歌行》中“初春丽景莺欲娇，桃花流水没河桥”，后有宋代欧阳修《送宋次道学士赴太平州》的“古堤老柳藏春烟，桃花水下清明前”，可见，“桃花流水”作为历代文人描绘春色的常用文学意象，已成为约定俗成的春景辞藻。

　　在中国桃文化的发展史上，两汉、魏晋是极力张扬桃之灵性色彩的时期，不谢的“桃花”与常清的“流水”，于是成为传递仙境信息的“青鸟”。基于此，后世文人常常用“桃花流水”的意象来描绘福乐无边的仙境。在众多作品中，最著名的当数唐代李白的《山中问答》——“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此外，“桃花流水”的仙境意蕴在绘画领域亦有呈现，如元代吴师道《仙居图》就有题词曰：“云气参差青嶂，树林缥缈飞楼。谁识仙家归路，桃花流水渔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