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红深处藏着半部中国古代文学史(2)

　　晋书记载，刘驎之与南阳光禄大夫刘耽为同一宗族。而从陶渊明讲述其外祖父的《孟嘉传》中可以得知，孟家与刘家乃世交。古文献学家余嘉锡据此认为，陶渊明极有可能得知刘驎之之事，并在撰写《桃花源记》时采纳了后者入山采药的传说。

　　总而言之，桃花源并非实有其地，而是陶渊明笔下的一个文学意象，是以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传闻为素材，寄寓自己理想的叙事浑涵之境。在附于《桃花源记》后的《桃花源诗》中，陶渊明写道：“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这幅逃禄而归耕的图景不仅是诗人笔下的“桃花源”，更是中国文学中典型的“乌托邦”。

　　【人面桃花】

　　《本事诗》对崔护“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发挥想象，成为影响后世的“酵母”。此后，“人面桃花”的故事在中国文学中笙歌袅袅，不绝如缕

　　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象中，花卉自有一套语意系统。正如梅、兰、竹、菊被赋予了文人风骨，桃花则因其艳丽的花色和娇媚的姿容，与女性联系在了一起。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周南·桃夭》中这些描绘女子出嫁的诗句，或许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将桃花与女性联系在一起的文学作品。

　　《诗经》为何以桃花来祝福新娘？渠红岩在《中国古代文学桃花题材与意象研究》一书中认为，在大自然的众多花卉之中，桃花是最能代表生命和活力的，这与人生的青春，尤其女性的青春极为吻合。再者，桃花粉嫩的花色和靓丽的姿容与青春美丽的女子在视觉感上有相同之处，这是两者之间关系建立的直接因素。此外，《诗经》时代是希求生育的社会意识盛行的时代，桃花花落后结子满枝，正迎合了人们对女性婚后“早生贵子”的希冀。

　　《诗经》之后，中国文化传统对桃花与女性之间的关系普遍认同，文学作品中的桃花所指代的女性身份也逐渐泛化，不再局限于《诗经》中所指代的“之子”形象，而是扩大到侍儿乃至歌女等下层女子。

　　在这一过程中，东晋王献之的《桃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宋代祝穆在《古今事文类聚》中援引《金陵览古》所文道，王献之曾以“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道无所苦，若我自迎接”为歌赠予爱妾。彼时世家名流的行为和事迹自然是社会的重要话题，于是有了《隋书》记载的“陈时，江南盛歌王献之《桃叶》之词”。桃叶作为一个历史中真实存在的人物参与到文化传承中，加之《诗经》所开创的桃花与女性的关系，文人在写到下层女子时总不自觉地与桃花进行联系。

　　自南朝起，文人对与女性有关的某些物象也渐以桃花命名，梁简文帝《初桃》中对桃花的“悬疑红粉妆”的描写开启了以桃花比喻女性妆容的先河，至隋朝时，已出现以“桃花面”“桃花妆”命名的妆容。《事物纪原》记载，“周文王时，女人始传铅粉；秦始皇宫中，悉红妆翠眉，此妆之始也。宋武宫女效寿阳落梅之异，作梅花妆。隋文宫中红妆，谓之桃花面”。所谓 “桃花面”，即“以胭脂调匀掌中，施之两颊，浅者为是”。

　　而令“人面桃花”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之经典语境的，还要论唐代崔护的《题都城南庄》。

　　诗上半部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渠红岩在《中国古代文学桃花题材与意象研究》中认为，由“人面桃花相映红”中的“相”字可以看出，“人面”与“桃花”在诗中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意象，“相映红”也许只是诗人丰富的想象，而非同时出现在诗人面前的景象。

　　这种写作手法在文学作品中并不少见，文人常选择与自己想表达的思想或情感相吻合的物象，而后者往往是心灵化的。渠红岩认为，鉴于传统文学中桃花与女性的关系，诗人由眼前娇美的“人面”联想到妍丽的“桃花”乃自然之事，这也是《六一诗话》中谈及的“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艺术效果。

　　无论“人面桃花”的原型是诗人所爱慕的红颜女子，还是所欣赏的优美风景，均给人以生之欣喜。待到诗的后两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其情感基调便急转直下。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无论桃树、桃花还是桃实都具有永恒的文化意蕴，这种永恒在与世事的对比中更能反衬出人生的盛衰之感。“人面”已不可追寻，而“桃花”依然年复一年地盛开，这种对岁月流逝的感慨，颇似刘希夷《代悲白头翁》中的“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