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会说家乡话吗？代际传承断裂，方言濒危(3)

　　除了保留古词，闽南语还留存着上古、中古时期的古音。王建设解释说，闽南话存在着大量文白异读的现象，即闽南话中一个字既有口语读音，又有作为书面语时的发音，这就类似北京话中的“剥”既可以读“剥(bāo)皮”，又读“剥(bō)削”。闽南话中白读音可追溯到3000年前的先秦，象征着古老，而文读音有着晋唐遗响，听起来文雅。

　　在闽南语中，“陈”字既有文读音(dín)，又有白读音(dán)，读“陈皮”时，要用文读音，当读“陈圆圆”这个名字时，姓要用白读，名要用文读，读作[dán uán uán](音似“dán完完”)，如果“圆圆”用白读，则读作[in](似“银”的发音)，则有表示这个人圆滚滚的意味。黄典诚还曾写过一篇《晋唐古语在泉州》的文章，文中称，如果依照文读音，当今的泉州人可以和李白、杜甫这样的古之圣贤一起吟诗作对。闽南文化中的南音、梨园戏能让人感受到源于唐宋时期的唱腔曲调。

　　方言的一大特征是随着人口迁徙，得以形成区别于其他地方的口音并保留不同历史阶段的古音。比如说，南宋时大量移民进入岭南，形成了粤语区，并在之后因与中原阻隔，很少遭受战乱影响，因而粤语保留了一些中古汉语的遗音，而在读一些押入声韵的诗词时，粤语的韵脚几乎完美。像上海话一样，闽南语和粤语也都有向外来语借词传统，比如说“锦(game，量词，局)”“斐叟(whistle，哨子)”“巴士”等。

　　方言能力缺失的背后

　　金宇澄写《繁花》时，直到写了将十万字后，才慢慢跳出几十年来早已习惯的普通话思维。在他看来，普通话的字词是要进入字典的，因此有其稳定性，而方言是不断变化的，这也为文学的丰富性提供了可能性。繁花的《后记》中，他写了这么一句话：当代书面语的波长，缺少“调性”，如能到传统里找寻力量，瞬息间，就有“闪耀的韵致”。他认为，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运用的普通话更接近于一种“人造”的语言，缺少传统文化的根基，这也使得如今很难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样产生意蕴丰厚的作品和风格独到的大家。

　　1956年起推行的以北京话为底本的普通话无疑对破解基本交际障碍、促进人员流动、加速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对方言的发展产生着冲击，学校成为推普的重要阵地。

　　在钱乃荣印象中，1970年代，普通话在上海已快速普及。他的女儿是1976年生人，在学校上课时讲普通话，课外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两种语言都能讲得很标准。但这种普通话和方言和谐共处的局面在上海只持续到1980年代末。1992年起，上海市硬性规定所有中小学生课下不允许讲上海话。一些上海话主持的电台、电视节目被要求停掉，上海话的传承出现危机。

　　这一规定在上海实行长达十余年之久，钱乃荣说，这造成了1985年及以后出生的孩子在小学入学后没有学习和运用上海话的环境，同龄人之间难以用上海话交流。到2000年，钱乃荣在上海大学开设一门《上海方言和民俗文化课》的全校选修课，每次期末考试都有一道写出上海新流行语的题目。最初几年，有学生一张考卷上能写出80多个，比如说2000年初在上海流行的“有腔调”、“粢饭糕(借指又痴又烦又搞，作的女生)”“少女系男生”等。钱乃荣还将这些流行语结集出版成《上海话新流行语2500条》。但到了2004年左右，考卷上只能是钱乃荣举例，学生来解释，让学生自己写则一个都写不出，“这意味着从85后的孩子开始，上海话传承出现了断层”。

　　根据上海社科院发布的《2012年上海市中小学生成长情况最新调查报告》，通过对该市7所学校21个小学班级、24个初中班级中小学生的调查，上海本地学生中只有60%左右能完全听懂和基本会说上海话。在苏州担任幼师的陆英在2008~2009年对2000多名5~13岁苏州儿童开展调查，祖辈、中间辈、小孩辈三代人家庭中能熟练、较自然使用吴语的百分比为：96%、92.8%、65.6%，方言掌握度在小孩辈和中间辈之间大幅下滑。按照联合国濒危语言评估指标，代际传承脱节及断裂是语言濒危的明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