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会说家乡话吗？代际传承断裂，方言濒危(4)

　　即便没有强制性的干预，人们使用方言的场合也已越来越少。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莉宁是广西南宁人，是一名80后。自小在学校乃至和父母交谈的场合中，她都更倾向于说一口并不算标准、带有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只有在社区和小伙伴玩耍时，她才会考虑说和广州话接近，被称为“南宁白话”的当地粤方言。

　　这样的现象在各地蔓延和延续。泉州师范学院教授陈燕玲等2010~2011年曾对泉州城乡中小学生使用方言情况做过调查，城市学生中使用方言为主的占比仅为24%，而以使用普通话为主占比高达76%；同龄人交谈用方言的城市学生只有9%，两者兼用的只有5%，86%的人只用普通话交际。王莉宁将这视为人群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即往更大的地方去，说更大区域的通用语言。王莉宁说，现在在南宁生活的中产阶级父母，也很少再用家乡话去教自己的下一代，在更大的城市更是如此，这样迭代式的变化意味着方言在下一代传承过程中直接消失。王莉宁说，方言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剧变才是目前方言学家最担心的现象，这意味着连抢救、记录的时间都没有。

　　侵袭弱势方言的主体不仅是普通话。在方言形成过程中，说A方言的人群进入B方言人群的领地聚居，进而被使用B方言人群包围起来，这样的语言生态称为方言岛。

　　2016年，王莉宁带领学生对浙江金华婺城区塔石乡金牛山村的客家话开展调查，调查者要优先寻找60岁以上、文化程度在高中以下的男性发音人，通过中古时期流传下来的韵书判断其发音后，再用国际音标将发音记录下来。选择这类发音人的原因在于其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语音较纯正，受普通话影响较少，男性则意味着多为当地出生且长期未离开当地。金牛山村的客家人自先祖起从福建上杭一代迁来，在籍人口118人，常住人口仅20人左右，中老年为主，他们目前的社会交际用语已逐渐转向了周边的吴语，孙辈随父母在金华居住，从小习得普通话，甚至连当地的金华话也不会说。

　　2018年底，王莉宁还曾和导师、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曹志耘带学生前往塔石乡另一处方言岛——大坑畲话方言岛开展调查。畲话是一种畲族使用的汉语方言，大坑(行政村)有大坑口、蒙坑口两个自然村，从广东、福建一带迁徙而来，至今约有14代人，居民现有140多人，25岁以下的畲族人基本已不会讲畲话。现居住在村子里的畲族人，即使会讲畲话，日常交流也往往优先用当地吴语而不使用畲话。在调查空隙，王莉宁等到蒙坑口村走访，看到村子里空荡荡的，只有一两户人家里还有老人居住。而这样一个村子只有老人和狗的农村空心化现象，在王莉宁的调查中颇为常见。

　　年轻人对方言词汇的知晓、应用能力也在衰退。2009年，王建设到泉州石狮市调查，发现90后年轻人对于许多地道的闽南语词汇只会用普通话的词语直译，比如“军蚁”讲成“蚂蚁”，“虼蚤”说成“跳蚤”，“火萤”念做“萤火虫”。至于读音，1995年~2015年给本科生上课期间，王建设曾多次请本地学生用泉州话的文读音诵读李白的诗句“床前明月光”，没有一个同学能完全正确地读出来，能够读准3个字的也很少见。受普通话影响，年轻人经常直译普通话词汇发音，比如说将“车祸”读成“车货”，“繁殖”读成“繁直”(泉州话二者不同音，且“繁直”不构成词语)。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刘丹青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这是因为很多方言母语人丧失了将共同语词汇与本方言词语建立语音对应关系的能力，丧失了将共同语句式折合成方言表达式的能力。比如说，用上海话读“上海人”一词，很多人要将其写成“上海宁”才能发音。

　　相较吴语、闽南语面临的危机，粤语在人们的印象中一直处于强势。在成长过程中，由于受到港台音乐、热门影视剧等流行文化的影响，相比家乡的“南宁白话”，王莉宁一直对以广州话为代表的粤语保有着“推崇”，而她还一度认为自己的家乡话并不是一个令人值得骄傲的语言变体，对南宁白话维持着“比较自卑、私密、随意”的态度。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广东项目首席专家、现任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教授的庄初升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粤语的强势实际上指的是狭义上广州话的强势。原因一方面在于广州开放、包容的文化，当地人对于本土文化又有一种强烈的心理认同，“不觉得土”。广州曾在清朝时独口通商，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后，大量以广州为中心珠江三角洲的广府人迁往香港，其中不乏商人和知识分子等上流社会人物，使得以广州话为标准的粤方言很快成为香港市区的通用语。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外来人口到广州务工，蓬勃发展的经济又使得粤语成为当地权威语言，粤语还有着可以书写的文字。与此同时，香港繁荣的流行文化输往内地，粤语在民众间产生巨大影响。但近些年，年轻人不会说广州话的现象也开始引发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