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与罗马(10)

　　桑弘羊一直保留着商人习气。他不认为持家必须简朴，反而得意地夸耀如何“善加筹策”朝廷的赏赐和俸禄而使自己过得更富裕［58］。他的子弟也曾因游猎被都城治安官查办。但他靠中央集权搞出来的那些钱，全部投入了西北的屯田与山东的水患，投入到了“经营天下”。他服膺儒家精神，却看不起儒生空谈(“不知治世而善訾议”［59］)。他的观点没错。汉朝所有的成就，没有中央财政体系，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桑弘羊是商？是官？是儒？是法？他开启了一个永恒的话题。商道的使命，是追求一个跨越任何束缚的私人商业帝国？还是在独善其身之外去兼济天下？这是中国商人心中永远的挣扎，带来了各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三)商道的分殊

　　和桑弘羊同时，罗马的头号巨商是与凯撒、庞培齐名的“前三头”之一克拉苏。他干了件最著名的大事，镇压了斯巴达克斯大起义。

　　克拉苏是“罗马最富有的人”。普鲁塔克记录道，他致富的方法是，利用罗马没有消防队，自己成立了一个500人的私人奴隶消防队。谁家的房子着火了，他就带人堵在门口要求廉价收购房产。如果房主答应，他就灭火。如果不答应，就任由其烧光。等房主不得已将房子低价卖给他后，他再加以整修，高价租给原来的苦主居住。就这样，他空手套白狼，买下了大半个罗马城。他还经营着罗马最大的奴隶贩卖生意，从意大利的种植园，到西班牙的银矿，到处都是他卖出去的奴隶。他死后的遗产，相当于罗马国库的全年收入。

　　他从政后的慷慨，与经商时的盘剥同样惊人。他拿出财产的十分之一办庆典，给每个罗马公民发三个月生活费。这一票拉的，在公元前70年轻松竞选成功，与庞培一起任命为联合执政官。伟大的凯撒拼命苦战了十年，才勉强与他俩并称“前三头”。

　　克拉苏的名言是，不够武装一个军团，就不能算作富人。他死于率领罗马军团远征安息帝国的途中，战斗和死亡都十分英勇，充满罗马风范。但他打安息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自己——罗马的潜规则是，谁打下新行省，谁就有权利先行搜刮那里的财富。他没有成功，帕提亚骑兵砍下了他的头颅，往里面灌满了黄金。

　　克拉苏这类的商人政治家，在中国不可能出现。其发家手段在商界都得不到尊重，更不要说当政治领袖。而在罗马，只要他的财富足以武装起一支军队，只要他的财富足以搞定更多选票，都可以。

　　罗马创造的地中海世界里，产生了大量克拉苏式的金融家、包税人、奴隶贩子，他们投资罗马的政治，但在罗马崩溃后，他们都没受影响。他们和蛮族和教会充分妥协，转化成新的封建领主。

　　近代以来，总有人认为明末才有资本主义萌芽，商业精神似乎是儒家农业文明主干上的支流。实则不是。中国的商业精神不是其支流，而是其内在的重要部分；不是天生不足，而是天生早熟；不是被动接受了儒家，而是对儒家进行了实质性修正。正如桑弘羊在晚年的盐铁会议上提出的，商业亦可立国(“富国何必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他认为，国家要建立大市场，汇聚万货，让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他还说，国家没能让人民富裕，不是因为道德问题，而是因为工商业不发达。“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商工不备也。”这些来源于战国时代齐国的“管子轻重之学”。轻重学派明确地提出用市场调节财富，用货币塑造价格，用利益机制来引导社会行为，反对以行政手段强制管束。这些思想是非常现代的。我们经常低估了先贤的价值。中国最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经济，有很多原因，但并非没有工商文明的种子。

　　中国工商业一开始就被儒家套上了道德伦理，后来又被套上了家国责任。有人说，正是这种双重束缚，让我们没能早产生西方式企业家。然而，道德伦理和家国责任正是今天西方企业家们非要回答不可的问题：自利和利他的关系？纯粹自利能否自动达成社会共利？国家和个人的边界？自由经济能否脱离国家主权？这些问题，中国2000年前就开始思考了。

　　第五章 罗马帝国

　　(一)上层与基层

　　西汉王朝灭亡时(公元8年)，罗马帝国刚刚开始。创建罗马帝国的屋大维，和刘彻有着许多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