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与罗马(5)

　　贵族虽然富有，但年复一年的竞选花销仍然不够用。很多贵族因搞政治而破产，凯撒就曾欠下一身债。因此，各行省的包税商、工程商、贸易商、高利贷商就开始纷纷出面。他们虽然不能直接登上前台，却能投资登上前台的代言人。

　　西塞罗就向来主张“贵族与财阀共天下”（等级和谐）。他的文集中，随处可见为财阀们的法庭辩护词。而财阀们往往两边下注，不光投资元老，也投资军头。军头间的密约，没有一次不是在财阀的牵线搭桥中完成的。前三头和后三头的赞助人中，充斥了各种包税商和金融家。当军头们控制政局后，就把他们拉入了元老院成为“新贵”。罗马元老院的上限本来只有600人。凯撒上位后，将元老增加到了900名；后三头上位，增加到了1000多人［24］。

　　财阀们的金钱，源源不断流入了罗马军团，如烈火浇油，将党争演化成内战。军头们开始从行省直接截留税收以支付军费。庞培派、共和派搜刮了亚细亚；凯撒派搜刮了高卢和西班牙；后三头为了支付43个军团的军饷，把意大利本土再全部搜刮一遍，连厕所都上了税。

　　五十年中四次大内战，将整个地中海世界卷入无政府状态［25］。内战消耗的财富，远远大于弥合贫富差距所需要的数额。混乱绝望中，罗马人民最终选择了屋大维［26］。500年前，罗马正是因为痛恨王政才创建了共和国。500年后，罗马公民们却一步步投票给独裁。公元前49年，人民投票给恺撒当“独裁官”［27］；公元前43年，人民投票通过了后三头［28］；公元前27年，人民投票屋大维将共和变成帝制［29］。

　　这并非他们不爱自由，而是自由没有给他们带来平等、富足和安全，自由的空论不能解决人民的根本关切。共和政治想要达成共识而不使用暴力，只能在罗马早期“中等冲突”时管用。当贫富差距扩大到没有机制能进行结构性调整时，中等冲突就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大分裂。弥合它的，不是感情安慰，也不是票决政治，而是政治家们进行结构性改革的自我牺牲精神。

　　保卫自由的，从来不只是“自由”本身。

　　第三章 西汉王朝

　　(一)大一统：一体多元

　　中国西汉王朝与罗马共和国同时。

　　西汉初期继承了秦制又修改了秦制——继承了直达县乡的基层官吏制度，但给宗族乡绅留下自治空间；继承了秦法的大部分条文，但去掉了肉刑；继承了中央集权的框架，却推行“无为而治”而让民间休养生息。

　　“文景之治”短短四十年，汉朝从天子凑不齐四匹同色马［30］，到粮食多得吃不完——“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为什么会突然变富？儒家经师们都解释为“以俭治天下”，似乎皇帝省着花钱就能让民间富有。还是司马迁有眼光，他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在消除割据的广袤土地上，用统一的文字、统一的货币、统一的法律、统一的度量衡创造出一个巨大市场，用商业将几大经济区域地联系起来。分工产生的交易价值让社会财富整体增长，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飞速提升。造就这个统一基础的是秦朝。只是秦朝拿它来搞政治，汉朝拿它来搞经济。

　　“文景之治”以黄老之道统摄“法家之术”［31］。道家思想最善于将水火不容的各方打通脉络。儒法之间，儒墨之间，得时而起，过时则退，不留名相。这种抛却“名实之争”的气度，成为中华文明善于自我整合的智慧。不过，道家解决了一些问题，又产生了另一些矛盾。巨商大贾周流天下，小农却大量破产［32］；民间有周急振穷的侠义之士，也多了武断乡曲的“兼并豪党之徒”［33］；诸侯王们孕育了《淮南子》这样的人文经典，也引爆了分封割据的“吴楚七王之乱”［34］。

　　汉朝体制最终定型于汉武帝刘彻。他为中国干了两件大事。一是以推恩令“众建诸侯而少其力”，重新完成基层“郡县化”，并在此基础上奠定了“大一统”的儒家政治；二是初步奠定了国家疆域。

　　儒家政治的主要根基，不是《论语》，而是《春秋》。《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书修订而成，讥刺诸侯，彰显王道。在多个传本中，董仲舒所推崇的《春秋公羊传》是最有影响力的一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