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与罗马(8)

　　匈奴为什么要西迁？ 2013年，美国古气候专家Edward R. Cook采集了中国青海的植物年轮数据，结合太平洋地区气候变化历史，提出匈奴的西迁与气候变化有直接关系［50］。原来，在公元二三世纪，蒙古高原和中亚草原经历了长达100多年的严重旱灾，游牧族群无法生存，要么南下中国，要么西迁欧洲。匈奴首选是南下，但与两汉打了两三百年后仍无法得手，只能西迁。西迁的匈奴与中亚草原上同样为旱灾所困的游牧民族一起，冲向另一个繁荣的农业文明中心——罗马。正好赶上西罗马的“三世纪危机”。摇摇欲坠的奴隶制大庄园生产被游牧民族“踏上最后一只脚”，西罗马就此崩溃，再没有统一过。

　　如果两汉没有抵抗住北匈奴的南下，东亚史与世界史都将重写。气候成了草原民族的不可抗力，草原民族又成了农耕文明的巨大考验。秦汉罗马相隔万里，都面临着不可抗力的同样考验。两汉经住了考验。

　　汉匈之争了结于东汉，肇始于西汉。西汉早期就已出现了气候变化的前兆。匈奴领地连年出现雨雪大灾，牲畜大批死亡。文景时每和亲贸易一次，匈奴就能安稳十年八年。但从景帝末年、武帝初期开始，送财物送公主都不管用了，今年刚送完，明年还来抢，矛盾迅速激化。西汉武帝时也出现了大规模水灾、旱灾与饥荒，都靠举国体制硬挺过来了。是以内生力量消化天灾，还是以侵掠游走转移天灾，体现着文明的可持续性。

　　汉武帝即位7年后(公元前133年)，不堪匈奴持续进犯，开始了十二年的汉匈战争。最终卫青取得河套地区，设立了朔方郡；霍去病打通西域，建立了武威和酒泉郡。正是有这两个基地，日后东汉才能打到蒙古高原腹地。这个胜利十分昂贵，文景两朝的存粮被一扫而空。谁能捐钱捐粮，谁就能做官。“入羊为郎”的笑话就是这十二年里发生的。

　　最大的尴尬发生在霍去病定鼎河西的最后一战。匈奴浑邪王率四万部众投降，汉武帝决定在边郡划出五个属国好好安顿。他诏令长安地区的商贾捐献两万乘车马给投降的匈奴作“安家费”。但没有商人肯捐。刘彻怒极，要砍长安县令和五百商人的脑袋［51］。

　　大臣抗谏说，匈奴为非作歹，我们花费了无数资财才战胜。现在既然得了俘虏，就应当赐给死难战士之家做奴仆以补偿。现在居然要用官府的钱财去供养，让汉地的良民去照顾，就像奉养骄横的儿子一样，这是伤害中国之根本［52］！

　　汉武帝默然半晌，没有听从，依然出钱安顿好了这批匈奴部众。只不过钱不是由国家财政(大司农)出，而是由皇室内库(少府)出。这是了解中华文明又一角度。有人说，汉朝开边与其他帝国殖民没什么不同，但哪有不以战败者为奴隶、还自掏腰包去供养战败者的“殖民者”？与汉匈战争前后脚发生的，是罗马与迦太基的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9—146年)，罗马将迦太基全城夷为平地，将投降的5万老幼妇孺全部卖为奴隶。

　　希腊罗马的对外战争都能挣钱，而汉的开边都是贴钱，史书上批评其“虚耗海内”。但汉朝要的是人心，而不是钱。匈奴部众只要诚心归附，就是中国百姓，就要以仁义财帛待之，以换“远人归心”。这是儒家仁政精神。

　　仁政的负担太沉重了。中原和草原同受天灾，小农出现了大规模破产——“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小农不能抗灾又不能免债，只好卖掉田宅。卖给谁？自然是卖给巨商大贾。汉朝出现的大商人主导的土地兼并，与罗马“大土地农业”一样；投机商和大地主们从来“不急国家之事”，也与罗马一样。商人们的财力早已压倒了各级政府(“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53］，但当朝廷要平七国之乱而向富户借钱时，富户们觉得朝廷未必打得赢而不肯借(“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54］。

　　从文景开始，朝野就在争论农商矛盾的解决办法。一种是贾谊的“重本抑末”。这是典型的法家。《商君书》里对付“奸商”的手段是十倍征税、禁止贸易、把旗下伙计都发配去修路等等，可商业是西汉繁荣的基础，岂能又回到秦制苛政？另一种办法是晁错的减免农业税。这是典型的儒家。万般困难一招鲜——减税，可减免了税，中央财政又拿什么去抗灾打仗？文帝景帝都难以定夺，就这样继续熬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