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与罗马(16)

　　我们不能跟在西方中心主义后面认识自身。中国近代以来，许多改革者都在“自由”与“专制”间挣扎。如梁启超。戊戍变法失败后，他先后写了《拟讨专制体檄》与《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一边说“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号召人民“破坏而齑粉之”；一边又承认，中国的科举制和郡县制有着皇帝与平民联手从门阀世家、诸侯藩镇手里夺取治权的积极一面，与欧洲贵族封建历史完全不同。之后，他访问美国，当听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扩充海军的两次演讲中谈到“彼中国者老朽垂死，欧洲列强当共尽势力于东亚大陆，而美国亦可同时扩其版图”时，彻夜不眠“怵怵焉累日，三复之而不能去”(《新大陆游记》，1903年)。梁启超便又写了一篇《开明专制论》(1906年)，说中国古代儒、法、墨三家都是“开明专制主义”［78］，儒墨重民本，类似于沃尔夫与霍布斯；法家重国本，类似于博丹与马基雅维利。梁启超的矛盾与变化，反映了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一方面想借西方文明改造自身，一方面又对西方丛林法则无法认同的痛苦心路。

　　秦汉与罗马，两条不同的文明道路，各有高峰低谷。我们不能用别人的高峰来比自己的低谷，也不能用自己的高峰去比别人的低谷。我们应当从高峰中体会到彼此的优点，从低谷中体会到彼此的缺陷，再寻找各自改进之途。中国历史远非完美无缺，否则就不会在近代遭遇惨败；中华文明仍需转型提升，才能真正体现与时俱进的能力。

　　罗马之独特价值，在于相信有限的冲突能创造活力。罗马史家林托特说，“这个社会允许其最能干的公民以广阔空间实现自我、成就伟大。这个社会所接受的是：界限之内，有活力的冲突可能富有创造性”。罗马之失不在于冲突，而在于冲突失去了界限，又没有“一体”来予以调节，最终导致大分裂。“冲突政治”最要命的就是团结需要外敌。西方史学家们认为，罗马政制一旦排除了外敌，达到一种无人能及的优势和统治地位时，一切平衡的因素都开始越过应有的“界限”而开始崩裂。罗马之衰落，从击败迦太基成为霸主之后就开始了。

　　两汉的独特价值，在于一体与多元并存。一体保证凝聚，多元保证活力。难在同时保持一体与多元。当一体完全压倒了多元，就开始僵化。当多元完全压倒了一体，就开始分裂。秦亡于“法家压倒一切”，西汉亡于“儒家压倒一切”，东汉亡于上下层同时分裂。如何同时驾驭“一体”与“多元”，是中国政治的永恒课题。

　　在真实的世界里，没有一种政治制度，能仅仅依靠制度本身得以成功。制度发挥好坏，取决于运行制度的人。因此每一种制度的真正生命力，在于是否能源源不断培育出既能维护根本价值观，又能填补其缺陷的人。今天，在于是否能培育出既能拥抱世界多元，又能坚持自身一体的青年一代。

　　中国不是唯一的古老文明。其他古老文明也挣扎在“现代化”和“重新审视自己”的痛苦中。然而，他们必将完成现代化，也必将开始讲述被现代化一时遮蔽的古老价值。中国如能与西方完成文明对话，就会为所有古老文明互融互鉴开辟出一条近路。

　　东方和西方，都站在自己的历史遗产上，谁都不可能推倒重来。但我们依然可以商量着来。

　　*此文为潘岳同志为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比较”一书的序言。

　　注释：

　　［1］参见：福山著，毛俊杰译，《政治秩序的起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福山著，毛俊杰译，《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参见：H.L.Lee. The endangered Asian century. Foreign Affairs， 2020， 99(4)： 52－64.

　　［3］参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代一号井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第4－35页；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湘西里耶秦代简牍选释》，《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第8－25页；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发掘报告》，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第179－217页。

　　［4］参见：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5］参见：《里耶秦简·吏物故名籍》，简8－809；简8－1610；简8－938＋8－1144。

　　［6］参见：A.H.M.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 Blackwell， Oxford， 1964，284－602.

　　［7］参见：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309页。

　　［8］参见：芬利著，晏绍祥、黄洋译，《古代世界的政治》，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VII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