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与罗马(3)

　　一个半世纪的海外征服，罗马的权贵们将巨量的奴隶和财宝带回本土，产生了大规模的“奴隶大庄园农业”。“大庄园”的效率技术远超小农，以致大批小农破产，并将土地卖给权贵富豪，加剧了土地兼并。罗马平民，渐渐成了罗马贫民，最终成了罗马流民。流民最好的出路就是当兵。哪个将军能带回更多的战利品，罗马战士就为哪个将军而战，想打谁都成。为国家而战的公民兵变成了将军们的雇佣兵。

　　罗马政治没有调节土地兼并的能力。过去曾有一条法律，要求征服来的土地应在贵族与平民间公平分配，并规定贵族拥有的土地上限，但这条法律从未被执行过［15］。凡是想执行这条法律的人，哪怕是贵族也会被杀，如格拉古兄弟。

　　在王权、贵族、平民三种力量中，最强大的还是贵族。从公元前232年到公元前133年一百年间，罗马共和国的200名执政官出自于58个贵族世家［16］。这种可以“造王”的世袭贵族，在中国称之为“门阀”。选举制度不但没能削弱门阀，反而加强了门阀。因为选举需要动员投票。门阀庇护了大量人口，又有钱贿买选票，最有机会选上保民官。

　　马基雅维利说，罗马贵族愿意在荣誉上向平民让步，但在财产上从来分毫不让斗争到底［17］。在内部分配土地，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罗马人最害怕的事。反正都要打仗，还不如对外殖民。史家芬利说，“只要可能，罗马人宁愿殖民，而不是重新分配土地。殖民是消除内战最好的安全阀，也是政治平静和稳定的关键。”［18］正因如此，罗马流民最终投奔了军阀。只有军阀能够从对外战争中拿到土地，也只有军阀能强迫元老院给士兵分配土地。

　　在政客无法取得共识的地方，军阀登场了。

　　（二）以自由的名义

　　在前三头与后三头争雄时期，有一个哲学家和雄辩家始终贯穿其中，他是西塞罗，是古典共和之父，是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精神偶像。

　　但西塞罗不是贵族，而是“骑士”。所谓骑士，出自希腊罗马“有财产者出骑兵”的习俗。骑士古而有之，但作为一个财富阶层，是在罗马小农破产的废墟上发家的。他们虽有钱，却很少有贵族的从政资格。

　　西塞罗是个例外——他是雄辩天才。他曾跟随希腊雄辩大师学习，大师教完他后落寞地说，我为希腊感到悲伤，因为希腊唯一的荣光也转归罗马。学成后，他依靠雄辩术成为大律师，用二十年广结人脉，最终以法律领袖的身份赢得竞选，成为执政官（公元前63年）［19］，一度被尊称为“罗马国父”。

　　西塞罗在罗马政坛呼风唤雨，“前三头”与“后三头”的命运都与他相关。有人因他而死，有人因他而败，有人因他而名垂史册。

　　凯撒死于西塞罗。

　　刺杀凯撒的布鲁图斯，虽然是凯撒的“继子”，精神之父却是西塞罗。在凯撒遇刺前的几个月内，西塞罗不断给这个年轻人灌输：刺杀暴君乃真英雄，血缘越近越英雄。相当于中国的“大义灭亲”。最后，布鲁图斯一边挥刀冲向凯撒，一边呼喊着“西塞罗”的名字。此时元老院人人都在，就西塞罗不在。

　　凯撒死后，西塞罗转头全力对付其继承人安东尼。很多罗马史家认为，挑起这场内战完全没必要。因为安东尼并不想走独裁老路，一心想和元老院共治罗马。他不仅压住狂怒的军队为凯撒“复仇”的请求，还宣布不追究共和派刺杀者的责任。从人伦道义来说，这是对凯撒的背叛；从国家层面而言，是一个军头对共和秩序的主动服从。但作为共和派领袖，西塞罗不但不接招，反倒一边让共和派到东方行省招募军队，一边鼓励屋大维叛乱。

　　屋大维此时只19岁，属政治边缘人物。他是凯撒的财产继承人，但不是政治继承人。他想取安东尼而代之，便用私财召集了3000名老兵进军罗马。对安东尼的合法政权而言，屋大维的私军形同叛逆。他唯一的指望，就是西塞罗能引导元老院将“反叛”合法化。西塞罗欣然同意。他在元老院发表了一系列著名的《反腓力辞》，把安东尼定性为“发动内战”，把屋大维定性为“保卫共和”。

　　由此，屋大维的小部队配合着元老院的大军，在穆蒂纳战争中击败安东尼。但英雄气终究藏不住。元老院惊奇地发现，自己的数万大军更愿受屋大维的领导。恐惧之下，元老院立即解除了屋大维的兵权。屋大维的政治生涯本应到此结束，也不会有日后的奥古斯都。

　　孤立无援的屋大维，呼唤西塞罗为“父亲”，恳求与西塞罗搭档竞选罗马执政官。他赌咒发誓，当选后由西塞罗一人说了算，自己甘当马前卒。63岁的西塞罗打量着乳臭未干的屋大维好半天，又一次同意了。这真是再造之恩，因为执政官的年龄要求40岁以上，屋大维至少要等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