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与罗马(4)

　　在汹涌的反对声中，西塞罗以无与伦比的资历人脉，疏通了元老院，招募了大量选票。他押上了人格担保，“我发誓、我担保、我保证，‘小恺撒’一定会像今天一样，永远保持一个‘公民’的本色”。

　　后面的事众所周知。

　　屋大维当选执政官后，立刻抛弃了西塞罗，转头与安东尼和谈，以“后三头”同盟瓜分了罗马政权。安东尼恨西塞罗入骨，要求取其性命作为联手条件。屋大维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普鲁塔克记录下了这位雄辩家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盲目地奔逃，在马车窗中不断回头张望追兵。安东尼的大兵们手起刀落砍下了西塞罗的头颅，悬挂在他经常发表宏论的讲坛之上［20］。正是在这个高台上，西塞罗一直疾呼，“要让刀剑听命于长袍，要让征战的桂冠让位于辩才”。

　　这是罗马史上最震撼人心的悲剧，是共和向帝制谢幕的挽歌。西塞罗死后11年，屋大维在亚克兴海战中完败安东尼，成为了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

　　一个掌控罗马政坛多年的老政治家如何会上一个十九岁少年的当？致命伤正是罗马元老院的典型思路。不求解决问题，只会玩弄权力。安东尼太强大，就支持一个弱小的屋大维来制衡，然后再对屋大维实行控制［21］。平衡控制，再平衡再控制，永远保持自己的主导权。他们忽视了，此时的罗马人民和战士，已经厌烦了雄辩家的政治权术，而将获取公正的希望寄托在军头身上。

　　西塞罗无法解决罗马人民的根本关切。如罗马的贫富分化问题；如士兵们流血一生分不到土地的问题；如腐败的外省总督与包税商勾结发财而得不到监督的问题；如罗马城内数百年没有警察管理市政的问题。这些事，元老院有200年的时间，却从未想过解决的办法。西塞罗的现存著作中，全是关于共和国原则、法律、正义的鸿篇大论，却没有解决这些现实问题的一项内容。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是屋大维。他设立军事财库，集中支付所有士兵退役后的土地和现金，把士兵从多头依附中解脱出来；他在罗马首次创立了警察制度和市政官；他第一次派遣了直接向皇帝负责的行省一级财务官。

　　凯撒也曾有过整理国土的宏图。他想排干罗马附近的庞普廷沼泽，为数以万计的罗马贫农提供耕种的土地；他还想开凿科林斯运河，把亚洲商业与意大利经济进一步整合起来。这对于罗马控制东方行省十分重要。如果真能完成，会延缓日后的东西罗马分裂。但西塞罗当时滔滔不绝地批判说，这些工程与维护“自由”相比微不足道。这些工程是专制君主“好大喜功”的象征，是迫使人民“流血流汗、甘当奴隶”的明显标志［22］。这也是后来西方学者批评古代中国的路数。巨型公共工程是孕育专制主义的温床。但正是京杭大运河，打通了南北中国，避免长江以南成为独立区域；正是建于400毫米等降水线上的长城，保护了北方的灌溉农业而养活了更多贫穷人口。

　　不仅雄辩家们滥用“自由”，军头们也滥用“自由”。在军头们眼中，“自由”的含义就是不受任何政治制约。罗马史书上经常看见，当某个派系控制了元老院，反对派就宣称该派系正在“压迫自由”，理直气壮地起兵造反。庞培宣布掌控元老院的马略派是暴政，自己要保卫自由，于是招募了一支私人军队，而私人招募公民兵是违法的；凯撒宣称庞培党迫害了罗马人民的自由，于是带着高卢军团跨过了卢比肯河，而军团是属于国家的；屋大维自己造反，却宣称是要把罗马从安东尼手中解放出来，成功后，在铸币铭文中将自己刻成“罗马人民自由的维护者”。

　　史家塞姆说，在罗马史上，“再造共和”或“重塑自由”等口号可以赋予任何暴力阴谋以合法性和神圣性［23］。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决定什么是“自由”“合法”，选择最有利的理由进行斗争。自由，成为不同利益集团无限斗争的借口。

　　罗马拥有地中海世界的巨大财富，为什么不能拿出一部分集中解决贫富差距以防止国家分裂呢？史书归罪于罗马贵族生活奢侈天天办宴会。这不全面。破产农民虽在罗马城里四处游荡，但他们毕竟有一张选票。罗马执政官一年选一次，贵族争相赞助大型节庆、角斗与宴会，就是为了争取这张票。办庆典总比分配土地容易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