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与罗马(13)

　　在皇权没有强制之力时，军人为什么还要遵守规则？这并非畏惧皇权专制，而是主动服从国家秩序。中国虽然也出现过藩镇割据与军阀混战，但从来没成为主流。中华文明大一统精神产生了“儒将”传统。在法家体制与儒家意识双向发力下，中国古代最终实现了由文官控制军队，保证了长久稳定。虽时有反复，但总算渐成体制。海外汉学家们公认，“文官控制军队”是中华文明又一重要特征。西塞罗的“让刀剑听命于长袍”的梦想，反倒在中国实现了。

　　第六章 基督国教

　　(一)“上帝之城”与“人间之城”

　　西罗马帝国最后150年的主旋律，是基督教。

　　原始基督教，源于中东巴勒斯坦，是“渔夫和农人”的朴素宗教。这些底层贫民是罗马各行省从不在意的人群，也是拉丁语从未到达的人群。许多基督徒也不在意罗马，他们属于“上帝之国”的兄弟，而不属于“尘世之国”的公民。他们拒绝服兵役，拒绝任公职，拒绝向罗马多神献祭，拒绝向皇帝的雕像焚香跪拜。

　　罗马本土的多神教，没有严肃的道德规范［69］，无法约制罗马社会堕落。罗马堕落源于富有。毫无节制的个人享乐成为了社会风尚，婚姻家庭责任全面瓦解，国家居然要靠立法来对独身施以重罚，要靠公务员升职来对婚内生子予以奖励。多神教已从宗教变成了娱乐［70］，富贵人家花钱祭神，民众参会取乐，有事求神，无事享受。

　　罗马越堕落，基督教越高尚。罗马国家对底层贫民、孤儿寡母、残疾病人不闻不问，只有基督徒们竭尽全力去养老存孤，去访贫问苦，去照料瘟疫死者。再往后，不光是平民，有点理想追求的精英都开始信基督。如30岁就出任意大利总督的贵族安布罗斯，信教后放弃官职，散尽家财分给穷人和教会。如生于意大利富商之家的公子哥儿法兰西斯变卖家产，穿粗布长袍、赤足托钵募捐，“方济各会”由此而来。

　　多神教以宗教宽松为傲，万神殿里供奉着一万个神灵，但不同神灵的祭司各自为政，多元缺一体。基督教却纪律严明，在边远城市和蛮族地区建立了基层组织，在军队与宫廷中也发展了大批信徒，在罗马的躯体内形成一个日益壮大的“隐形国家”。

　　对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精神力，罗马起初感到恐惧，进行了300年屠杀迫害。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转而怀柔，承认基督教合法，甚至赋予主教司法权，希望将“凯撒”和“上帝”统一起来。公元392年，狄奥多西皇帝正式确立基督教为国教，摧毁多神教的神庙。

　　罗马为什么要以基督教为“国教”？有史家说，是为了争取下层民众和平民士兵的支持。还有史家说，是因为多神教的神太多了，每个军人造反都宣称自己是某个神的后裔，一神教更有利于塑造绝对皇权。不管是哪一种，罗马皇帝们的愿望都落空了。

　　在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合法的40年后(公元354年)，罗马的北非行省努米底亚一个罗马官吏家庭，诞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按照罗马精英模式，系统学习了拉丁语、希腊语、雄辩术、哲学，尤其痴迷于维吉尔的史诗和西塞罗的政论［71］。当他第一次阅读《圣经》时，因其语言简陋而斥“这部书和西塞罗的典雅文笔相较，真是瞠乎其后”［72］。他深研新柏拉图主义，也短暂信奉过摩尼教。无论哪种，都带着罗马式的慧辩。他的私生活也有罗马时尚——14岁就和一名底层女子婚外生育了私生子。

　　30岁那年，他去了米兰在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二世的宫廷内当公共演讲家，颂扬皇帝，宣讲政策。罗马老政治家西马库斯认为他是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的“火焰传承人”。然而，优渥的生活，自由的思想，宽松的环境，极低的私德门槛，都无法填补他心灵深处的缺憾。当他再次阅读“言语粗陋”的《圣经》时，却经历了一个无法言说的“神启时刻”。从此，他就变成了基督教最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他用已学成的希腊罗马知识，将基督教原始教义发展成庞大的神学体系。他的原罪、神恩、预定论、自由意志等思想，成为基督教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其后中世纪几乎所有的西方神学，都是给奥古斯丁做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