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与罗马(18)

　　［36］“胁严社而不为不敬灵，出天王而不为不尊上，辞父之命而不为不承亲，绝母之属而不为不孝慈，义矣夫”。参见：凌曙注，《春秋繁露·精灵》，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8页。

　　［37］参见：凌曙注，《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4页。

　　［38］参见：颜师古注，《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918页。

　　［39］“春秋刺上之过，而矜下之苦，小恶在外弗举，在我而诽之。以仁治人，以义治我，躬自厚而薄责于外，此之谓也。”参见：凌曙注，《春秋繁露·仁义法》，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3页。

　　［40］参见：颜师古注，《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913页。

　　［41］“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参见：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17页。

　　［42］“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任赏，烦扰苛暴，剥戮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置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参见：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623－624页。

　　［43］“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参见：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998－1999页。

　　［44］参见：黄展岳，《关于两广出土北方动物纹牌饰问题》，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2期。

　　［45］参见：郑君雷，《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考古人类学考察》，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0卷第2期，2018年3月。

　　［46］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汲郑列传》，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100页。

　　［47］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492页。

　　［48］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662页。

　　［49］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437页。

　　［50］Edward R. Cook提出了一种关于气候机制的假说，4世纪中亚旱灾的发生与匈人(the Huns)第一次向西迁入罗马帝国几乎同时发生。参见：Nicola Di Cosmo， Neil Pederson， Edward R. Cook： “Environmental Stress and Steppe Nomads： Rethinking the History of the Uyghur Empire (744–840) with Paleoclimate Data，”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XLVIII： 4 (Spring， 2018)。

　　［51］“上怒，欲斩长安令……又以微文杀无知者五百余人”。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汲郑列传》，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113页。

　　［52］“臣愚一位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今纵不能，浑邪率数万之众来降，虚府库赏赐，发良民侍养，譬若奉骄子。……是所谓‘庇其叶而伤其枝’者也”。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汲郑列传》，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113页。

　　［53］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622－7623页。

　　［54］“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参见：韩兆琦译注，《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620－7621页。

　　［55］“战士或不得禄，而山东被灾，齐赵大饥，赖均输之畜、仓廪之积，战士以俸，饥民以赈”。参见：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7页。

　　［56］“有者半贾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参见：晁错集注释组注，《晁错集注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1页。